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第一节 海丰农民的政治地位

第二节 海丰农民的经济地位

第三节 海丰农民的文化状况

第四节 农民运动的开始

第五节 六个人团结与奋斗

第六节 由赤山农会至海丰总农会

第七节 粮业维持会之压迫农民

第八节 “七五”农潮始末

补　充

　

　　一九一一年即辛亥革命之前，海丰的政治状况和辛亥以后以至一九二二年已经呈出大有不同的地方。而自一九二二以至今年，这四年间更呈出急激的变化（我这里所要说的就是一九二二年以前二三十年间的状况）。

　　辛亥以前，海丰的农民一直是隶属于满清的皇帝、官僚、绅士和田主这班压迫阶级底下，农民怕地主绅士和官府好像老鼠怕猫的样子，终日在地主的斗盖[1]，绅士的扇头[2]，和官府的锁链中呻吟过活。

　　在这个时候，一般农民——失业的贫苦农民，已经有了反抗运动的要求。三合会秘密结社之盛行，几乎普遍了全县。一八九五年间，一个农民的失业者洪亚重号召了数千人众，在海丰暴动，到处抢掠。旋为清政府所执而杀之，其后相继也有小小反乱，但不旋踵而消灭。然而他们秘密结社的势力已经谁都知道了！辛亥革命的时候，有钱佬实在利用这班人加入革命的战线，才得到胜利。所以三合会都公开出来，以为此后可以在政治上取得相当的势力。谁知有钱佬推倒了满清皇帝，得到政权之后，就把他们压迫下去，解散的解散，枪毙的枪毙，从此三合会在海丰就无形消灭了。

　　辛亥革命陈炯明实利用三合会的势力而取得都督、省长、陆军部长、总司令之各种重要位置之一个代表者。陈炯明一握到广东政权，所有海丰的陈家族，自然随着陈炯明的地方家族主义占据了广东的政治势力及军权，以巩固个人的位置。所以海丰人之为官者以海丰之人口及土地的面积来平均与别个地方比较要为全世界致第一。他们不但在别个地方铲地皮，在他们的家乡主义底下也是一样的对付。所以海丰一旦就增加了无数军阀、官僚、新官儿、政客、贵族及新兴地主阶级（即地主兼军阀）！那些处在陈炯明家乡主义底下的农民也曾欢天喜地的庆祝“我们老总（海丰人呼陈炯明表示亲爱之别名）必能福荫同乡，能够登基做起皇帝更好”。

　　可是他们的希望愈高，他们的失望愈大！他们不但在陈炯明家乡主义底下得不到半点幸福，不但不能脱了地主的头盖、绅士的扇头、官府的锁链，并且增加了新兴地主的护弁及手枪之恐吓。从前农民与地主发生争议，地主不过是禀官究办，现在新兴地主阶级用直接行动毫不客气的殴打、逮捕、或监禁这些农民了，也可以直接迫勒抵租和强派军饷了。

　　陈炯明家在海丰城南门设了一个将军府，主持者为其六叔父鸦片鬼陈开庭及陈炯明之母亲。凡行政、司法、教育、苛捐杂税、派勒军饷以及商场买卖，——人家死一猫、死一狗都是要经过他的将军府一道衙门。甚么教育局、法庭、县署都等于虚设。自然而然的成了军阀、贵族、政客、官僚、新官儿、买办阶级、劣绅、土豪、新兴地主及旧地主与其亲戚走狗的大本营——将军府第！

　　将军府既得了政治上的势力，当然利用政治的工具榨取了不少的金钱，不用说了。于是乎除了大部分投注外国银行，一部分就拿在海丰收买土地或作高利盘剥的资本。

　　海丰的零落的小地主已不能维持他的地位，纷纷须把土地来卖给将军府，其中好多是千数百年来的契约，条文固然不能明白，而土地的方向及所在地也不分明白，陈氏把它买来，叫兵士造了数十枝竹签，上写将军府三字，按着契约上仿似的田土就插下去，一面出布告晓谕农民，谓凡有竹签所插的地方如有契约的就来认回，无契约的便是将军府所有！

　　一般土地被其所插之地主，固然可以由契约对回，而多数自耕农及半自耕农被其所插的土地，便多不能收回，其原因：

　　（一）农民的祖宗遗下来的土地，虽有土地契约，然因保管不合法，或为虫蛀所遗失，起初不晓得马上去税过契，后来一天过一天，一代过一代，都得安然按地耕种，无时间及专去注意这件事，故多有土地而无契约者，一旦受其所插而无可如何。

　　（二）到将军府比入皇帝殿尤难，农民要到将军府说话，差不多要先拜候绅士，专托一些贵族、官僚、政客，道道去用钱，才能去见陈六太（即开庭），这是农民绝对做不到的，所以有契约的亦等于无。

　　（三）即可得向将军府交涉，而昔日之契约条文往往不甚完备，以将军府如此横行，倘若靠着他们的良心来维持农民的田土，直等于痴人梦想！而且农民又不大会说话，即使会说话也不值他们一骂：“糊涂，赶他出去！”

　　因为以上三个原因，一般农民就敢怒而不敢言的屈服了！

　　又他们到乡村去收租，是叫护弁或警察武装收租的。有一个叫做圆麻乡的几家人，因凶年还不清租，他们就叫护弁搜家，吓得男妇老幼魂不附体，抢去妇女的头鬃装饰品六件，值银两元，小孩烂衣服六件，米二升，谷种一斗，以后该乡农民暂愿饿死不再耕陈家土地，就实行总辞田，但地主说：你更也好，不更也好，我是一定要向你收租的！以后适陈炯明回来海丰，农民去告诉他，陈炯明说：“你们要辞田，怪不得他要向你收租了。”

　　又有一次当年关的时候，将军府的亲戚陈基隆写了三张讨债单：

凭单付护弁四名

收取旧欠租谷银一元二毫

此致

又兵士脚皮银每人六毫

□□兄 陈基隆 印

　　三张单都是一样写法，不过是分三个债务者。当他们的护弁到乡时，乡民皆惊奔，护弁掠鸡数只，并放了数枪而去。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就是海丰农民在政治上所受的痛苦。

一　自耕农的堕落

　　海丰一县人口约四十余万人，约七万余户，其中五万六千户是属于农户，这些农户中的成份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纯自耕农

约占百分之二十。

　　（二）半自耕农

约占百分之二十五。

　　（三）佃

农

约占百分之五十五。

　　至于自耕农兼小地主及雇农极为少数，全县简直不上五百人。

　　自耕农兼小地主其地位比较颇为优越，而半自耕农之地位则次之，最苦者莫如大多数之佃农。

　　自耕农兼小地主及自耕农这两种农民本可自给自足，自帝国资本主义侵入以来，中国的工商业不能发展，而一般手工业有被其打得粉骨碎尸！为帝国主义的海关政策所束缚，同时一般物价日高一日，而农产品之价格极其量只得保持原状。故农村的生活程度只有继长增高，农村日趋荒废。况且帝国主义者勾结军阀连年战争，于是农村对于种种军费负担真是不胜枚举。苛捐杂税农民负担异常重大，农村生活日陷困难，结果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卖其土地以应付目前生活之恐慌，遂至零落变为佃户——逐渐无产阶级化。

　　二十年前自耕农有十户至乡村，最近只有二三耳。

　　二十年前乡中有许多贡爷、秀才、读书、穿鞋的斯文人，现在不但没有人读书，连穿鞋的人都绝迹了。

二　佃农之亏空

　　佃农项田主佃一石种田地（以中等为标准）每年中等年况两造可收获得二十七石，除了一半还田主的租（纳租额自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五）所余十三石五斗算为一年中的收入，每石价额值银六元计银八十一元，又禾稿约三元，共合计收入银八十四元。但是此项里头有一部血本未扣除：

　　（一）肥料每年两造三十元；

　　（二）种子费约五元；

　　（三）农工具消耗费约五元。

　　以上合计共四十元，此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本银，是农民最易忘记的——或完全不知的，就是工钱。本来工钱的计算在农民的劳作的零碎状态和复杂状态中是很难把算学计算，但也可以找出一个标准，大约每个身体强壮的农夫的劳动能力至多仅可耕得八斗种宽的耕地，而一个农夫每年要用多少生活上必须的营养资料才能持续更八斗种的田地呢？那末就应该从一个农人的衣食住三方面求之。现在别的不要说，单讲食每餐至少要用六个铜仙（即半角），一天就要一角半钱。以一年计就要五十四元。合计上述肥料费等共血本九十四元，再把来与收获所得八十四元相抵，不敷十元之多，表如下：

　　甲 收入之部

　　　　（一）一石种每年收获——二十七石——除一半还地租之后剩十三石五斗每石价值六元共得八十一元

　　　　（二）禾稿　　 三元

　　　　　　合共八十四元

　　乙 支出之部

　　　　（一）肥料　　 三十元

　　　　（二）种子　　 五元

　　　　（三）农具消费 五元

　　　　（四）工食　　 五十四元

　　　　　　合共九十四元

　　收支相抵不敷十元

　　难道他们除了食之外不用穿衣吗？房屋坏了不用修理吗？夜来不用点灯吗？都不用养父母妻子吗？自己老了无力耕作时，都不用养一个孩子来代替工作吗？我看起来样样都要紧的，既不能免，那就亏空得更厉害了。

三　佃农的救济法

　　佃农的生活既然如上述这样的痛苦，他就不得不想出一个补救之法，大概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两方面：

　　在积极方面：就是佃农除了耕田之外，或种山、或植果子、或养牛猪鸡、或上山砍柴割草、或为船夫、或为抬轿挑工……种种。将所获的微利来补救亏空，但总是不够的。

　　在消极方面：因积极的方法仍不能弥补所亏，乃将其所有足总已留下些少田地屋宇厕地典卖了，或把农具都押去了。或者就是借债——高利贷等，这种典卖借押的结果还不足弥补，乃进一步用其最残忍的办法了。

　　本来农夫甚会爱敬父母，痛惜其妻儿的。因生活之困难，忍不住外来的剥削，常夺其父母妻儿的衣被去当，使其不能御寒，减少其食料使其饥饿。我们每每见农村小孩穿的衣服，少数有了数十年的历史，经其祖宗穿了遗留下来的，补到千疮百孔，硬得如棺材一样。儿童因为失了营养，所食的是芋和菜叶之类，所以儿童的手足，都是瘦到和柴枝似的，面青木黄，肚子则肥涨如兜肚状，屁股却小得怪可怜，屎与鼻水终日浸着，任苍蝇在目边口角上体操，都不会知觉把手动一动！他们对于父母亲本来是要好的白米饭猪肉蔬菜……等来供养的，这是人之常情，因为无钱之故，就把这些米肉等从父母的口里抢出来代以番薯水及一些树根木叶。农夫也会爱其老婆漂亮一些，可是结果只有剥了她的新衣首饰代以破烂不能蔽体的着物，任凭爷们笑她无廉耻，只有低头缩在破烂的房子里。他们这样去压迫和欺凌其父母妻儿，致引起家庭间父子夫妇的冲突，日陷于悲哀和不幸。

　　农民这样把生活费减少而压迫父母妻儿仍是不能填无底深渊的亏空，仍不能餍地主们享福的欲望，仍更进一步用嫁妻卖儿的办法以抵租债，妻儿卖尽，问题就发生在他的本身，遂不得不逃出农村，卖身过洋为猪仔，或跑到都市为苦力，或上山为匪为兵，总是向着“死”的一条路去！

　　海丰县召冲乡有一个地主黎某，对农民异常苛刻，迫农民租，农民乃卖子以还租，该农民并以卖子还租事告地主，希望其可怜，地主笑道：“卖子还租算是一举两益，你还清租便是汝的老实，我的田还是继续给汝耕，此其一；你卖了子家里少了一人食饭，减了汝一个负担，此其二。”

　　海丰虽有中学师范高等小学国民小学之设，但只限于城市的地主们或富商的儿孙们才得到教育的机会。至于农民呢？只有负担有钱佬的儿孙们的教育经费。全县教育经费之收入大约百分之八十是抽诸农民，而农民倒不知教育是甚么东西！全县的农民能自己写自己的名字者不到百分之二十，其他百分之八十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

　　他们所操的言语多属于一种土话，若不是农村长住的人，虽是同一样语言的人也怕不容易懂，同样若受了教育的人所说的话他甚至完全不懂。我们对农民谈到中国受帝国主义军阀的祸国害民的政治问题，扣其意见，大都是保留其数千年来的旧观念：“真命天子不出世，天下是不会太平的。真命天子一出来，连枪都不会响了，便马上可做皇帝。”对于经济方面如关贫穷种种痛苦压迫的问题，他们大都说：“这是天命使然”，并且“没有得到好风水”。

　　乡间完全没有阅报演讲团平民学校之设，不过有唱戏唱曲及舞狮种种之娱乐机关，然其中的戏剧歌曲文章几千年来差不多是一样。

　　所以农民的思想一半是父传子子传孙的传统下来，一半是从戏曲的歌文中所影响而成了一个很坚固的人生观。以反抗（革命）为罪恶，以顺从（安分）为美德。对于旧教育（如满清时的八股先生）教其安分守己，顺从地主，尊崇皇帝为农民所最欢迎，如新教育反抗命运风水等都为农民所讨厌。他如菩萨鬼怪等说更为农民所信仰，这统统都是压迫阶级欲农民世世代代为其奴隶而赐予这些奴隶的文化。

　　有的只是那些乡村的私塾，请了一个六七十岁的八股先生教一般面青目黄肢瘦肚肿的农村小孩们，读“子程子曰……”“关关雎鸠……”，不会念的就罚跪抽藤条打手板夹手指等酷刑，简直只有把这小孩们快点弄死罢了。然而农民们不但不以为怪，并说这个先生明年还要请他再干，又说有这位严厉的先生这般小孩们就不会回来家里哭，嘈闹！唉！这等学校简直是一个禁止一般青年农民呻饥号寒的监狱罢了。

　　“教育重地”“闲人免进”虎头牌赫然的教育机关，高唱着强迫教育的口号，每每派视学员到乡村去查学，把一般小孩和八股先生惊得鸡飞狗走！结果局长就换了一位师范生或中学生为所谓校长所谓学员，增加了学生的学费，附加了什么农产品的捐税，今日教甚么算学，明日教甚么格致，再教甚么历史、地理、古文、体操，废止了野蛮的酷刑，再用文明的面壁、记过和扣分，表面上多么好看，结果使一般面青目黄的小孩们回想到念那“子程子曰”“关关雎鸠”是没有这样多么麻烦和苦恼。这种绝不考虑病弱的农村小孩而硬施以费神费脑的教育大家，我说他是杀人不用刀！

　　一九二二[3]年五月间我为海丰教育局长，还是发着梦的想从教育入手去实现社会的革命，因召集全县男女学生多属有钱佬的儿女在县城举行“五一”劳动节，这算是海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参加的绝无一个工人和农民，第一高等小学的学生高举着“赤化”二字的红旗去游街，实在是幼稚到了不得！海丰的绅士以为是将实行共产共妻了，大肆造谣，屡屡向陈炯明攻击我们，遂致被其撤差，县中所有思想较新的校长教员也纷纷的下台了。此时我们曾和陈炯明的家乡报《陆安日报》开了一场思想的大混战。我和李春涛同志等出了几期《赤心周刊》，自命是工农群众的喉舌，可是背后绝无半个工农，街上的工人和农村的农民也绝不知我们做甚么把戏。有一天我刚从外边回到家里来，我的妹妹阻止我不好进去，说母亲今日不知因何事哭了一场说要打死你。我初是以为我的妹妹是故意来骗我，跑进厅内果然我的母亲在那边哭，查问起来，因我们在《赤心周刊》做了一篇告农民的话，出版后放一本在我的家里，我的七弟把它读出声来，适我的母亲也在旁听，七弟刚刚读完了那篇文章，我母亲的泪遂涔涔下而至放声的哭起来说：“祖宗无积德，就有败家儿。想着祖父艰难困苦经营乃有今日，倘如此做法，岂不是要破家荡产吗？”

　　我乃极力多方劝解始无事，此时我就想到这篇文章若是农民们看了心里必非常欢喜并且要比我母亲的痛苦有相反的厉害。同时我也自信农民一定可以团结起来。我们乃放弃《陆安日刊》无谓的笔战而下决心到农村去做实际运动。此时在本地和我接近的朋友，都是站在反对的一边，他们说：“农民散漫极了，不但毫无结合之可能，而且无知识，不易宣传，徒费精神罢了。”同时我的家庭在海丰县可以算做个大地主，每年收入约千余石租，共计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余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上三十口，平均每一人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我家里的人听说我要做农民运动，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很我刺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杀我而甘心。此外同祖同村的人，都是一样的厌恶我。我只有不理。

　　五月某日[4]我即开始农民运动的运行。最初到赤山约的一个乡村。我去的时候，是穿着白的学生洋服及白通帽，村中一个三十岁的农民，看我来了，一面在村前弄粪土，一面向我说：“先生坐，请烟呀！你来收捐吗？我们这里没有做戏。”我答道：“我不是来收捐的，我是来和你们做朋友，因为你们辛苦，所以到这里来先谈。”农民答道：“呀！苦是命啊！先生呀请茶，我们不得空和你闲谈，恕罪！”他说完这句话便跑了。少顷又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农民，样子比较清醒些。他问我道：“先生属哪个营？当甚么差事？来何事？”我答：“我不是做官当兵的人。我前是学生，近日特来贵村闲游，目的是要来和你们做好朋友……”他笑说：“我们无用人，配不上你们官贵子弟，好说了，请茶吧！”头也不回的那边去了。我想再多说一句，可是他已听不到了，我的心头很不高兴，回想朋友们告诉我枉费精神这句话，心里更是烦恼。我就跑到第二个村，一跑进去，那犬儿向着我大吠特吠，张着牙齿对着我示威，我误认它是来欢迎，直冲入去，见门户都是锁着，去街的去了街，出田的出了田。在跑过第三条村，适太阳西下，天将晚了，恐怕村中农民疑我做甚么事，不便进去，乃回家。

　　我回家里没有一个人肯对我说话，好像对着仇人一样。他们饮食完了，只剩的饭汤一斗，食了点饭汤，再到我的房子去，把一部日记打开，想把今天的成绩记在里头，结果只有一个零字。一夜在床上想法子，想东想西，到了天亮，爬起身来，随便食了一餐早饭，就再到农村去了。在路上看着许多农民挑着芋或尿痛等到城里去，若在小路相逢的时候，我是很恭敬的避在路边，让他们先过，因为城市的人每遇乡人是不让路的，只有负担的农民让他空手的城市人。所以农民至少必有一部分知道我是看重他们的一个城市人。

　　我又再到昨日所到的农村来，遇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他问我：“先生呀！来收账呀？”我说：“不是！不是！我是来帮你收账的，因为人家欠了你们的数（账），你们忘记了，所以我来告诉你们。”他说：“呀！不欠他家的账还是好的，怎有账在别人处？”我说：“你还不知道吗？地主便是欠你们的大账者，他年年闲逸无做工，你们耕田耕到死，结果将租谷给他收去，他们一丘田多者不过值百元，你们耕了千百年，试计算一下，你们给他收了好多谷呢？我们想起来，实在是不平，所以来和你们磋商怎样和地主拿回这笔账！”他笑道：“有的拿就好了，我们欠他一升一合还要锁打，呀！这是命中注定的，食租的久久是食租，耕田的久久是耕田！先生你请——我要出街去。”我问：“老兄你是贵姓名？”他答道：“我是……我是在这个乡村，无事情来坐罢！”我知道他很不愿意告诉我，我也不再去问他。村中女子做工者颇多，男子则出田的出田去了，女子也不便和她说话，我徘徊了好久，就在过别村去了。

　　是日跑了几个乡村，结果是和昨日同等于零。不过是日的日记比昨日多说了几句话。

　　是晚我忽然就想到一来我对农民所说的话，太过文雅了，好多我们说来农民都是不晓，所以就把许多书面的术语翻译做俗话，二来是我的面貌身体服装与农民不同，农民惯受了面貌服装不同者的压迫和欺骗，一见我就疑是他的敌人；二者表示阶级不同，格格不入，总不喜欢和我接近，所以乃改变较为朴实的服装，并且想出明日进行的一个新计划，就是决定明日不到乡村去，专找在农民往来最多的十字路中去宣传。

　　次日就到一个龙王庙的面前的大路去，此路乃是赤山约、北芴约、赤岸约、河口约交通的孔道，每日都有无数农民在此经过，并且在庙前休息，我就乘此机会，对他们开始谈话，大概是说些痛苦的原因及救济的方法，并举出地主压迫农民之证据及农民应有团结之必要，起初只与少数人谈话，但愈听愈众，遂变成演讲的形式，农民听着都是半信半疑，是日与我谈话的有四五人，听我演讲的有十余人之多，其成绩为最好。

　　由第二日以至半个月的时间，我都是站在路口，与过路农民谈话或演讲，大约喜欢和我谈者已有十余人，听讲者增至三四十人，比前大有进步。我还记得有一天走到城中，遇着商店里的人看见我呈出一种特别可以注意的形状，我的家里亦有许多亲戚拿着许多食物来看我的病状何如？我这时觉得甚为奇怪。后来我家一个雇工，对我说：“喂，你以后在家里闲坐好。”我问：“为什么？”他答：“外边的人都说你有神经病，你须休养才对。”我几乎把他笑死。后来查出是一般反对的绅士所制造的谣言。同时乡村的农民也有许多人都信我是有神经病的人，几乎看见我就好像可怕，要避开的。但是我仍积极在龙王庙前做宣传。有一天，我是专讲农民如能有了团体，把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就可实行减租，那时地主一定是敌不过我们，只有束手待毙。甚么“三下盖”、“伙头鸡”、“伙头钱”、“送家交纳”、“铁租无减”、“加租”、“吊地”种种压迫都可以免除净尽。我刚说到这里，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就厉声说道：“车大炮！说减租！请你们‘名合’（‘名合’是我家里一个店号）不要来逼我们旧租，我才相信你是真的。”这时我方欲开口答话，忽从我的旁边一位青年的农民起来说：“你这话真是错了，你是耕‘名合’的田，‘名合’如能减租，不过是你的利益。我呢，不是耕‘名合’的田，怎样办呢，所以现在不是去求人的问题，是在我们能否团结的问题。好比着棋一样，谁的度数行得好，谁就能胜利。倘自己毫无度数，整天求别人让步，也是失败的。今日不是打算你个人的问题，是打算多数人的问题。”我听了这句话，欢喜的了不得，我心里想到：“同志来了。”我就问了他的姓名，晓得他是张妈安君，就约他今晚在我闲馆来谈话。他果于是晚来找我，我就表示我欢迎他的心情，他说：“我们听见你讲演以后，每每与乡村里头一班末睡醒的人驳论，他们总是恐怕你说慌，我们有几个很相信你的说话……。”我接着说问道：“那几位呢？”他答：“有林沛、林焕、李老四、李思贤……通通是我的好朋友。”我说：“今晚可请他们来谈话吗？你去叫他们，我就备茶来待。”他说：“好”，就去了。不好久，我的茶熟了，张妈安君和他的朋友通都来了，我看他这几位农友，都是不上三十的青年农民，举动说话，都很活泼，我就一一问了他们的姓名，谈起农民的运动了。我提出一个困难的问题：“我天天下乡去宣传，农民总不理我，总不愿意和我多谈点话，你们有何办法？”林沛说：“第一是农民不得空闲，第二是先生的话太深，有时我也不晓，第三是没有熟悉的人带你去，至好是晚上七八点钟的时间，农村很得空闲，我们可在这时候去。同时你所说的话要浅些，或由我们带路”。我听了他这个办法，知他是很聪明的农人，他并且郑重告诉我：“你到乡村去宣传，切不可排斥神明。”我听了这话，更服膺弗失。李老四说：“喂！我们几个先立一个农会，将来有人来加入，那就不用说了。如无人加入，我们也不要散，好不好？”我赞成道：“那好极了。”[5]我说：“明天你们找二人同我下乡去行一行，晚上就在那乡村约农民来听演讲。”他们很赞成，就举张妈安、林沛二人，并约定明早出发。大家很高兴的再谈许久乃散会。我在日记簿记道：成功快到了。

　　次早饭后，张林二农友果来了，一同出发，到了赤山约附近几个乡村。村中农民经过张林二人介绍之后，觉得和我很亲密，而且很诚恳的和我谈话。我就约定附近几个乡的农民今晚来此听演说，他们很赞成。及晚，他备好桌椅及灯火等我了，听的男女小孩约有六七十人，小孩站在前面，男的站在中间，女的站在后头。我所讲的，就是农民痛苦的原因，及地主苛待压迫农民之事实，农民应如何解救。我讲时是问答式，所以是晚农民很赞成我的话，并他们理解的能力。我演说毕，并定改晚再来时，设有留声机，还有魔术，届时必先通知他们。

　　第二日到别个乡，也很好。第三日，我就通知那几个乡村的农民来看魔术，并听演说。时间到了，来的农民男女有二百余人，我演了魔术，农民就喝彩，我乘兴演说，结果也是很好。如是者有一两个星期，所得成绩不少。可是林沛、张妈安二君在这几天好象心里别有所思――表现有些灰心，不大活泼，我以为必定是地主造谣中伤以致别有顾念，我就很诚恳地问他：“到底有何缘故？”他初不肯说。我硬要他说。他就答：“我们父母及兄弟等看我天天不到田里去做工，到你处闲游，很不满意，我听父母骂我：‘你去跟彭湃，彭湃不怕饿死，你就会饿死哩！’我今天出来的时候，我的父亲几乎要打我。不只父亲母亲，兄弟老婆也同一样的不满意，所以我的心里很烦恼不快！”我和张林二人想了许久，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由我去向朋友借了三块钱，先交林沛，让林沛回到家里去，把袋里的钱拿起来算一算，弄在地上碰出声来，沛君的母亲果然问道：“钱从哪里来？”沛君答：“无钱那个想出来，你不要以为我是闲游，是有钱才去做的。”他的母亲就变怒为喜了。同时他的兄弟也不敢多说了。老婆看见丈夫有钱，更不必说了。沛君把这钱马上拿回来，交给张君，也依法去到他的母亲面前弄弄，也得到同样的胜利，张妈安君即将该钱带回来，又我交还了朋友。这个方法实行后，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可使张林二君切实去工作，这时张林二君很进步，居然会演说了。

　　可是说到要求农民加入农会，则比什么都困难，一般农民都是说：“我是很赞成加入农会的，等人家通通加入了，我一定是加入的。”我们就对他解释，若是个个都和你一样，千年后还是没有农民成立农会，我们入农会，比方过河一样，这面河岸是痛苦的，对岸是幸福的，可是个个都怕被河水浸死，都不愿先过，我推诿他，他推诿我，互相推诿，结果没有一人敢过。我们加入农会，即是联合的过河，手握手的进行，如一个跌下河去，就手握手的接起来，所以农会是互相扶助的，亲如兄弟的机关。他始说道：“好了，加入加入。”我就把他们的名字记在簿子里。同时有几个听了也要加入的，因我要将名字写在簿子里，以为将来一定上当，吓的跑了，我以后就不敢用簿子记名字了，从此每星期加入的不过两人，我们继续努力一个多月，才加入三十余人。

　　这时间，适有赤山约云路乡，有一会员的媳妇才六岁，因出恭跌在厕池溺死了，她的外家则母家男女三四十人到云路乡来打人命，谓我们会员无故打死他的女，一定要偿命，来势甚凶，我们便召集了三十个会员开会磋商如何对付，决议由全体会员到云路乡向那来打人命的理论，看谁道理长。我们到后，就质问那来打人命的人是何道理，并将男女的姓名一个一个都写在簿子里，我们喝他回去道：“你们一定上我们的当。”他们因我们把他们的名字都写起来，不知道我们弄何手段，所以有点惊怕，当时适遇一个约正卓梦梅来调停，拟把农民来处罚，被我们赶他出去，几乎要打他，打人命的人更骇怕，只要求：“你们若不赔命，须开棺来看看。”我们说：“好，你敢来，就去开，你不怕坐监，就可去开。”那班妇人听见坐监，更怕，遂牵着那些男人衫角要回去。我们更是迫他们退，他们又说：“我是对我的亲戚，关你们何事。”我们道：“你还不知道我们有了农会，农会是贫人的会，团结一起，亲甚兄弟，他的事即我的事，我的事即他的事，今日我们农民兄弟有事，生死是来相帮，我看你们也是耕田的，他日必加入农会，如果你加入了农会，也是一样的帮助你们，你们快回去吧。”他们乃垂头而去，我们毫无损失。这件事一传出去，很多农民知道农会的兄弟尽忠心，能够互相帮助。我们并且拿来作宣传的材料，说：“我们若不团结，就无力量，无力量的人，定受人欺负，大家若要力量，就请速来加入农会。”这个时候，加入的人逐渐增加。

　　不久又发见农民互相夺耕及地主加租易佃的事，我们农会就定出条例，大概是说，凡已是会员，未经该会员之许可即本会之批准，不得夺耕。如地主对我会员加租易佃时，凡未经该被易佃之会员声言放弃及本会之批准，无论何人，不得认批耕作，如违严重处罚。如会员被地主加租收回耕地时，该会员如感受生活之恐慌，得请求本会代其设法，向附近会员磋商让耕，或介绍其作别种事业。此条例发表之后，会员与会员间，完全无互争之事，地主亦受了抑制，不敢对农会会员加租。不过有的系非会员夺会员之地，我们即派人前去忠告那非会员，即时交还我们。但是地主很不满意，谓原佃不好久租，无论如何不给原佃（即会员）再耕。我们即宣告“同盟非耕”。地主恐田地荒了，不得已，仍归原佃耕作，我们又得了一个胜利。

　　又有一件事，是农民用船驶到城市的河边来运粪肥等，那城市的土霸，就强要他的码头费，每只船二毫，如不照纳，即将舵取去，如去赎舵，即勒索数元不等，农民不胜其苦，农会即宜告取消。我们的办法，就是如遇城市的土豪向乡村经过，或有城市的船到乡村，我们就要他纳路费，如他不给我们，我们就不用给他，所以码头费就无形取消了。

　　我们又发现农民时常自己发生争端，每为绅士土豪所利用，诉诸官厅，卒至破家荡产。我们乃发出通告，凡农会会员，自己发生争端，须先报告农会，如不先报告农会，而去报告绅士及官厅者，姑无论其很有道理，即宣告除名，以全力帮助其对敌之会员。如本会会员与非会员争端时，会员必须先来报告。如对于地主有争议时，不来报告而交涉失败，本会概不负责。

　　从此以后，乡村的政治权力，已由绅士土豪之手，而移至农会。同时各区警察及司法衙门之生意，亦觉冷淡，由是警察法官亦深恶农会。农会既为农民解决许多纠葛，及帮助其胜利，故加入者日众。

　　这个时候，已经是十一年九月间了，加入的会员约五百余人，是属于赤山（二十八乡）为多，乃定于九月某日开赤山约农会成立大会，到会者全体会员，参加者有中学校长黎越廷，高小校长杨嗣震等演说，并选举黄凤麟等为会长，茶会后，各会员甚兴高采烈而散。自这成立会开后，益加影响到各乡，请求加入者日渐加多，大约每日平均有十个人了。

　　加入农会之手续，由其本人到农会祈请入会，并交二角银为会费（本来入会是要入会金和年费或月费等，当时因为恐农民头脑不易明白，致使入会者发生疑问，故定每年收二毫，较为简单，而便其宣传，俟将来各农民加入后，有相当的训练，始为改变）。并由我们与之谈话作为宣传，再给发一会证，其原形如下（以名片纸印的）：

　　此时农会并发出有宣言（须待查检）及农会利益（须带查检），兼之无论何日何夜，我们必到乡村去宣传。到了十月份，加入农会会员每日平均有二十人了。由赤山约而平岗约，银镇约、青湖约、河口约、西河约、公平约、旧墟约……十余约，都成立了约农会，把县城东西南北都包围起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筹备海丰县总农会。

　　这个时候，农会就发起组织了一个济丧会，由会员自由加入，约百五十余人，无论那个会员的父母或自己死了，由各会员挪出两毫钱来济丧。此方法宣布后，第一日即有某会员的父亲死了，各会员挪出两毫钱，共约三十余元，同时会友并往致祭，行送丧的礼节，农民益加欢喜。到了第五日，又有会员的父亲死了，这个时候，济丧会的会友无法负担，乃先由农会代出，另日由济丧会筹还。到了第七日，又有一个会员死了，再由农会代出三十元。这个时候，济丧会会员吓了一惊，成立未十天而死者五六人，倘继续下去，如何办法呢？乃开全体会员大会，宣告临时停办，俟农会财政充裕时，始继续办理。

　　又办了一间农民医药房，在海丰大街，由一热心农民运动之西医生某君担任医生，凡农会会员有病须药者，准由该会员执会员证到来领药，药价仅收一半，非会员则全收。请诊症者如遇会员，不取诊费。并由该西医之老婆担任接生，凡遇会员不收接生费，仅取药费一半，大约二三角钱。自是领药接生者甚众。甚至有非会员而借会员证去领药者亦有之，乃在会员证中加数条规则以限制非会员借用，并规定会员证失落补领费二毫。

　　到了民国十二年，新历一月一日，乃海丰总农会成立大会，此时加入会员已达二万家户，以农会管辖下之人口计，有十万人[6]，以全县人口比较，占全县人口四分之一。是日各乡代表到者共六十余人。开会秩序：（一）主席宣布开会理由，（二）各代表报告，（三）主席报告筹备经过，（四）演说，（五）选举，（六）讨论章程，（七）提议，（八）欢宴。结果选出彭湃为正会长，杨其珊为副会长，蓝镜清为财政，林沛为庶务，张妈安为调查……（其余忘记）。总农会之组织图表如下：

　　讨论的问题是：总农会成立后必须增会费，查番薯市，糖市，菜脯埔市，地豆市，牛墟菜市，米市，柴市，猪仔市，草市，通通是农民的出产，每一市的权力皆绅士土豪或庙祝所掌握，计番薯市每年至少亦有五百元之收入，倘各市算起来，每年收入可得三四千元，可否将各市的权移在我们手里？决议：我们欲握到市权，一定与绅士冲突，宜先与交涉，如绅士不肯将市权交出，我们就将番薯先移过别个地方，其余各市亦相机进行，并限三日内进行。进行的步骤，先由农会制出一枝公秤，由农会派人到番薯市去管理。绅士大加反对。农会即布告全县农民，将番薯移过附近农会之处摆卖，绝对不准到原旧市摆卖，我们果得胜利，乃将该市收入，拨出农民医药房经费。

　　农会的会旗，是用黑赤两色分四联合。此是因海丰前日各乡各姓有黑红旗之分别，时常发生械斗，当械斗杀人是很利害的，他的岳父或兄弟等是黑旗，自己是红旗，也不客气把他杀死。所以我们不用黑，也不用红，用黑红联合旗，以当日械斗的勇敢奋斗的精神来干革命，所以农民黑红观念从此打消了，共用一农旗。农会的印是用圆形的，因农民很怕四方印即官厅印，一印出来，就是剥削农民的告示，所以农会要使农民注意，乃用圆的。

　　此时农会渐渐得到城市的中学生高小学生及较为觉悟的知识分子的同情，多来帮忙者，农会即给与宣传工作，故此时之宣传工作亦进步。宣传之方法：（一）定期演讲，即由各乡订定时期，由宣传部派员前往宣传。（二）是轮回宣传，由宣传员到各乡去轮回宣传。（三）是临时演进，由农会通告各乡会员，如遇各乡有迎神赛会演戏等等，须于三日前报告农会，由农会派人前往宣传。故各乡来请求宣传者甚众，有应接不暇之势。

　　教育部的工作。农民怕新学如怕老虎，谈起新学就变色。何以呢？（一）教育局系官厅性质，如教育局所限期间，该乡不办起来，就拿学董。（二）教育局完全不会指导农民办教育。（三）农民无钱，教员又贵。（四）学生学费也昂。（五）农民子弟多劳动，以生活为紧，不暇去享受教育。有这几个原因，迫他办教育，就把他弄怕了。所以农会对于教育，打出一个新口号，叫做“农民教育”，即是办农民学校。农民教育，是与新学不同，是专教农民会记数，不为地主所骗，会写信，会珠算，会写食料及农具的名字，会出来办农会，便够了。农民很赞成。而且替他请便宜教员，指定校舍，规定学生，读书不用钱。他们多加喜欢。那末，学校经费从何而来呢？就是由该建立农民学校的乡村，指定相当的耕地，作为学田。由学校向地主批耕，种子肥料由农会出钱，农具牛只人工由各入学学生的父兄分配工作去犁去抓去种，及至刈草时，则由先生率学生到学田去，把学生分为甲乙丙丁四队，田草也分甲乙丙丁四段，每队担任刈一段来竞争，马上就把草弄完了，而且学生也可习耕种的方法。到了禾将成熟，再由学生父兄去收割，除还地主租外，余的送给先生做薪金。这方法实行之后不一月，而农民学校之成立者十余校，夜校也有数间，概由教育部指挥监督之。自是与教育绝缘的农村儿童，有五百余人得入学校读书了。

　　农业部的工作。因为我们不是农业专门家，所以对农业是无毫把握，而且农民在未减租及未得到永佃权以前，农民对于农业的改良，只有为地主行孝耳，看他们每因土地不是自己的东西，连肥料都不肯尽量放下去。有的肯下肥料的，倒因弄好了田出多了谷而惹起田主之加租，所以不如不下还好！海中有一个蚕桑局，每年花费了不少的钱，时时去劝农民种桑，农民皆因怕地主之干涉，及恐怕失败无租谷交还田主之故，皆不敢去种，即外洋的肥料也不敢试用，由这点看来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是很妨碍农业的发展，至如要整理耕地等更是不容易的事了！但是我们要养成农民有公共的观念，乃由农会发起种山松。因各乡前后都有大小的山，这些山是毫无树木的，城市的资本家想去种山，农民多不肯，而农民本身又无能力，乃决由农会出资买松苗，农会会员出工去种，将所有的山松，归为全县农民之公有财产，到有利可得的时候，那负担作工的得多一点分配。一举办之后，各乡有山的都欢迎农会去种。并且种下去的山松，不要甚么森林警察，因农民个个都是警察，如有遇火，附近农民便会去救，甚为得法，我们当时计划三年内就可把全县的童山变成绿色的树林，关于水患也可减少。

　　仲裁部的工作呢？就是做个和事佬，但是我们能够在和一件事的时候，来攻击现社会的私有财产制度之罪恶。据该部所报告的案件：

　　该部所统计，婚姻案为最多，如离婚入赘发生冲突，夫老妻少以致冲突，奸淫，拐带，嫁妻，其中又以入赘发生冲突为多。

　　卫生部的工作。即上述农民医药房接生等之事，据该部的报告所医之症如下：

　　该部所用的药料，以金鸡腊散为多，次为皮肤病药。

　　海丰总农会在这个时期，已经入于极盛之状况。海丰此时期之执政者——县长，为陈炯明最亲信之翁桂清，他不赞成农会，也不敢解散或禁止农会，所以我们得以比较自由发展，农会至此，亦有相当的力量。惟我们对内（农民）的口号：一，减租；二，取消“三下盖”；三，取消“伙头鸡”“伙头鸭”，取消“伙头钱米”；四，不给陋规与警察。对外的口号：一，改良农业；二，增加农民智识；三，作慈善事业。但是我们对于实行减租一层，预备五年的训练之后实行，目前不能做到。

　　光阴很快的，旧历十二年的元旦来了，各乡的狮子曲班都来庆祝，农会就发起一海丰全县农民新年同乐会，在旧历正月十六日开会，是日各乡的旗帜鼓乐很多，狮子曲班等都有，会场在桥东林祖祠门口的草埔，到会者会员六千余人，非会员来参加者三千余人。开会次序：（一）奏乐，（二）主席宣布开会理由，（三）演说，（四）歌曲，（五）舞狮子，（六）高呼农民万岁，（七）燃炮。当时演说者：彭湃，黄凤麟，杨其珊等，谓无产的民众们未得到革命以前，无年可乐，因为过年的时日，就是剥削者迫债的时日，我们有苦可联，而无欢可联，不过我们借这个机会来表示我们的群众有几多给敌人看看，并唤起我们革命的精神，准备杀敌，所以各人的感情非常沉痛，又非常快乐。计是日加入农会已发会证者二千余人，收会金四百余元，极一时之盛。自后入会者亦日以百计，农会接洽新会友者有应接不暇之势，每日农友到来农会问事座谈入会者约三百余人，会务实在多忙极了。

　　可是此时惹起了地主的注意，他们对人说：“我（地主自称）以为他们是弄不成功的，是车大炮的，不料现在竟有其事！”有一地主兼大绅士者陈月波，即谋扑灭农会，谓农会为实行共妻共产，时适钟景棠不知在何处打败战，带着百余个残兵回海丰，陈月波即以解散农会为请。钟答：“我虽有兵，我的兵‘引火不足他吃烟’，不理了。”陈遂无法。

　　陈月波者，即前广东教育厅长陈伯华公路局长陈达生之兄也，此人在海丰的势力可说陈炯明以外，就是他了。可是他是最迷信鬼神的，天天都是求神拜佛祈祷农会消灭，过了不久，即旧历正月尾二月初的时候，于是地主和农民第一次开始冲突。

　　海丰县城内有朱墨者，是一个恶地主，平素交官接府，颇有势力，他因要把公平去黄坭塘乡余坤等六个佃户来加租。余坤等以所耕之地系“粪质田”（即其先祖向田主批耕时先有银给地主为质，如没有欠租，地主不能收回耕地，也不能加租，此项田租比较便宜，故佃户甚好，耕此田历数百年者有之），地主故意加租，太无道理，置之不理。朱墨大怒，嗾使奴役闹余坤等家。余坤即报告海丰总农会，谓该地主平素暴虐异常，不堪其扰，彼既欲加租，不如辞还。农会准其所请。但是朱墨早知道农会会员的田如辞退，附近无论任何农民不敢耕的。朱墨益怒，即叫余坤等六人所耕之田三石余种悉数交出，余坤等乃如数交出。

　　地主朱墨到了次日，即向法庭起诉，指余坤等六人“佃灭主业”，即谓余坤等交出之耕地，不足丘额，被其所偷。该分庭推事张泽浦即派法警三名，携票传余坤等质讯，法警到黄坭塘时，乡民妇女小孩畏官兵如虎，即闭门逃散一空。法警见乡民惊，益狐假虎威，将余坤等捉住，勒索脚皮钱六元，宿费二元（县城距该乡不过四十里何用宿费），另票费一两即大洋四元（欺农民不晓大洋价格）。余坤等无法照付，即饱以老拳，拿之至公平墟，余坤以所穿衣质之公平当店，得银六毫，交与法警饮茶，余款请出某商店担保，明日送县交还，始将余坤释回。次日余坤携银到农会报告经过情形，农会告以两种办法：（一）除票费一两交还外，余如法警要钱，你可谓钱交在农会，请来取；（二）你在堂讯时，可对张泽浦说，以后传讯可到农会，即传即到，不须至吾乡；并告以口供。余坤等赴讯，张泽浦骂朱墨说：你告余坤等灭你的地，毫无证据，既无证据，便是诬告。朱墨语塞，即乃谓我有证据，候下次携来。遂宣告退堂。余坤等谓以后如传我，可请到农会便妥，张推事许可，遂散。

　　朱墨以第一堂讯失败，乃告各地主，谓：“地主自来与农民打官司未有失败的，这次我竟失败，一定农会作怪，

　　我们如不乘机早日扑灭农会，实为将来之一大危机！”并谓张泽浦受农会运动。城厢各地主为其所动，最先响应者为陈月波，遂发起请酒于城内朱祖祠，到会地主绅士如保卫团长土豪等五百余人。将军府最大势力，陈炯明六叔父陈开庭也出席。到会的人都是长衫马褂，金丝眼镜，金镖金链，面团团肚胀胀的。主席陈月波，宣布农会罪状；实行共产公妻，并运动法官，欺负地主；吾辈以钱买地，向政府纳粮，业从主管，天经地义。何物县蠹彭湃者，煽惑无知农民，希图不轨，若不早为对待，吾业主之损失，抑政府之危险有二，小则粮不能完，国库恐慌，大则他们随便可以作反。……众皆拍掌赞成，地主兼劣绅王作新提议：农民既有农会，吾辈业主亦须联合一会，以抵抗之。朱墨起来赞成，组织一田主会。陈月波则为田主会的名牵连不到政府，应用“粮业维持会”，众皆一致赞成。推出陈月波为正会长，王作新为副会长，陈开庭为财政，章程由会长起草。陈月波又提出会费问题为吾辈此后定于农会作对，如无多大进款，万难制胜，以我（陈月波）以健，全县田租就附城方面有十万余租，如每担租纳一圆，则共数已有十余万元，我们是可以用饮片去埋葬了他。此时大地主则赞成，小地主不置可否，不敢十分反对，卒为通过。陈开庭提出法官张泽浦受农会运动，不顾业主血本，殊深可恶，以我（陈自称）以健，需全体向他质问，如他不把农民锁起来，我们就予以相当对付，众鼓掌赞成。即列队前赴海丰分庭，见张推事，张闻讯，吓得手忙脚乱，陈六太爷（开庭）大骂一场之后，叫他马上把农民拿禁，张唯纳之，惟必须双方再讯一场。朱墨提出需派人来旁听，张亦唯之。粮业维持会这般东西始各自回去了。张泽浦第三日即来农会传余坤等堂训，因事起仓卒，农会开会，本想派一部分会员前往旁听，因时间迫促，未能派到。一方面以为此案仍属民事诉讼，根据法律在未判决以前断不能把余坤收押的道理，不妨由余坤等与之对讯，农会职员尽量前往旁听，决议通过。我们正在预备前往旁听中，忽有人来报告，谓：“粮业维持会按腐烂仔（即流氓，打手）百余人在东北两城门，专来候你们，如你们进去，一定受伤。”本会再派侦探往查，其报告与前同，我们只有余坤等六人先去，余人在农会候消息。余坤等六人到分庭，法官即上堂讯，地主方面来旁听者七八十人，皆大粒之绅士。张泽浦于是被其所谓吓，故对于余坤等六人，并无如何讯问，只叫法庭把余坤等六人收监，并加以镣铐，地主大欢而去。农会闻讯，以该分庭法官，胆敢玩视法律，擅自押人，违法已极，以执法者而违法，民众当不认其为执法之官，非诉以武力不可。乃召集附近各会临时会议，表决：“明日向分庭请愿，”即夜下动员令，派出四十个农友，分担东西南北四路，通知各乡农友于明日上午十时集会于龙舌埔。次日上午十时，到会农友六千余人，皆手携小旗，现有彭湃宣布理由，略谓：“农友无罪，被分庭枉押，法官违法，我们应认定此事不是余坤个人的事，需认为我们农民一阶级的事。余坤如失败，十余万农友皆失败，余坤如胜利，就是十余万农友胜利。生死关头，愿各奋勇前往请愿，湃生死与俱。”黄凤麟演说，谓：“现在地主已联合起来，谓彼附城各田主共有十万余租，每担租银一元，有十余万元专来与我们农会打官司，众农友不要为其所怕，不说他们有十万租，即万万组也是不怕的。因为租者谷也，谷是放在我们农民的家里，不是放在他们的家里，若地主与我们认真地干起来，我们就一直不还租，所以十万租是在我们农民手上，不时在地主手上，我们把五万租用来做食料，五万租与地主对抗是有余的，那是地主哪里有租呢！众农友不要怕！（众大鼓掌）现在地主粮业维持会（农民叫做斗盖会）异常蠢动，地主与农民的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希望各弟兄不要为人所恐吓，小弟极好的方法就是：如果地主要与我们宣战时，我们即宣布拆去田基，将田的四围各小壆掘去，混成一大块天地，是地主认不出了自己的田在那里。我相信用不着我们去打地主，地主与地主间都要打起来了。”众皆欢呼。主席并宣布：“我们农会筹备六千余人的午粥。”

　　大家食了粥，即向分庭进发，当出发时，天下大雨，农民以久旱逢此大雨，喜气扬扬，此时分庭已派代表来磋商，我们不理，只有请愿。我们正在分厅的门口，就有县公署好多游击队武装把守门口，组织我们进去，我们不管它三七二十一，就冲进去了。游击队不敢开枪，我们进到衙门，迫近法庭会客厅，我们就选二十个农民作代表，分庭推事张泽浦把他的房子锁了，法警武装的跟着他应代表进去，张招待茶烟甚殷勤。张问我们来做甚么，人我们提出几条件如下：一、即将枉押农民放出；二、燃炮鼓乐送被枉押的农民出去；三、推事应向农民道歉。张答：“押农友是六太爷硬要的，我是不得已的；湃哥，你是和我很相好的朋友，请你先退去请愿的农民，明日便放他出去。”彭湃答他：“今日不能论好朋友，因我是代表农民来说话。”此时农友们异常愤激，有几个在外头大声叫道：“放不放赶快答覆！”张又说：“你们来得这样多人，恐怕你们劫监狱。”我们说：“代表等可以保障无此举，不然，代表等可令群众离开监狱门口十步。”张不得已，乃即放人。此时六千余农民，高叫“农民万岁”及“打倒地主”之声，震动全城。等余坤出狱时，群众把他拥着，狂呼狂跳，连衙门的栏杆及吊灯等都被毁烂了，及行至大街，雨更淋漓，农民更加欢呼，游行各街时，有学生在街头大呼：“农民万岁！”并用红布写着“欢迎出狱工友”，燃鞭炮抛晴，乃开大演说会，由彭湃演说，大意谓：“农民千百年来都受地主绅士官厅的冤枉和压迫，总不敢出声，今天能够把六个被押的农友放出来，这是谁的力量呢？请你们解答。”此时有的说是彭湃，有的说是农会，有的说是耕田同志。我乃再说：“说是农会及耕田同志的力量是不十分对的，还不至大错；说是彭湃个人的力量乃是大错特错的；彭湃如果有力量，还要你们六七千人去作甚么？我相信一个彭湃，任你有天大本事是放不出农友来的。但是农会不过是一个农民集合的机关，官僚是不怕的；耕田佬更不必说了。今天得到胜利的力量，是农会能指导六七千人的耕田佬团结在一块地方，有一致的行动。集中六七千人的力量，为一个大力量，使官僚不得不怕，不得不放出农友来！我们在今日得到这个经验，大家应该自今日起，更加团结，加紧扩大我们的势力，否则今日的大胜利，会变成将来的大失败！”最后乃三呼万岁散会。

　　海丰总农会经过这次的请愿及示威，农民已认清农会是代表农民本身利益奋斗的机关。同时，农民对于地主阶级的仇视，也非常厉害；农会的声势，也播扬到附近各县。由是要求入会者纷至沓来，实有应接不暇之势，紫金、五华、惠阳、陆丰诸县农民加入者逐日加多，乃由海丰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各县分设县联合会魔术比赛预测。不两月，又发展到潮州、普宁、惠来方面去，又改组为

广东省农会；各县均设县农会。此时会务异常复杂，每日农民到来农会接洽者不下三四百人，幸此时做工作（农民运动）的同志也增加了，如李劳工同志即其一也。李同志捷胜约之第六区的，在蚕桑学校读书，一向与彭湃不相识，甚表同情于海丰的农会，有一天他即宣告退学，写了一封长信给彭湃，这封长信现在不知下落，其内容之主要点是说他对于农民运动的同情，要来和我见面；我即草一函请其来谈，当时李劳工同志和林务农同志等同来，劳工同志等对于农民运动的计划贡献得很多，从此劳工同志成了农民运动的很负责任者。

　　在客观方面，海丰的绅士地主贵族所结合的粮业维持会，受了未曾听过未曾看过的六七千农民群众放人及示威运动吓缩了；同时，我们并请农民宣传地主无租，租在我们，地主如敢作怪，则铲去田基（即田的界限）等口号，更使粮业维持会毫不敢动。这时候，该会会长陈月波及一般迷信权的绅士等，请求菩萨赐回良方妙策，来对抗农会，乃在城老爷的庙中扶乩，当时来就乩者说是元天上帝，他一下乩便写“农会必定胜利”；一般迷信的地主绅士等，垂头丧气。次日，陈月波乃召集粮业维持会大会，到会者百余人，陈月波劈头一语就是：提出辞职；他辞职的原因，说：“昨日扶乩，元天上帝乩文说‘农会必定胜利’，并有一首诗（前三句忘记），后一句说：‘任凭汉育去生机’，原来汉育是彭湃的旧名，由元天上帝的主张是万不可去反对他了。我（陈自称）当时又问元天上帝怎么办，元天上帝叫我去香港吧，所以我多两三天定要到香港去，故特提出辞职。”众皆不自在的哑口无言，旋由地主的走狗陈小伦提出，我们可以找出几个代表到农会去问他们是不是专要对待地主，众说好，乃举陈小伦一人为代表，遂无结果而散会。隔了两天，陈月波果然去了香港，这就是陈月波怕惧农会势力，想出元天上帝的乩文来做脱身之计，从此粮业维持会无形解散了。

　　陈小伦到农会来问农会将来是不是要共产呢？我们答：“现在是为农民谋利益，实在还是为地主的荷包计算。何以呢？第一、倘农民饿死了，被地主绅士官厅压迫死了，地主收租不但很困难，而且无租可收，同时影响到社会的饥荒，地主也自然饿死；第二、农民生活好，便不去做贼，地主安心睡觉，社会也安宁；第三、农民得到生活的好处，便自然有钱去改良耕地，增加肥料，地主的田好起来，收租也容易；第四，农民得到生活的好处，便安安乐乐替地主做工，就不去反对地主了。农会对地主有这么多利益都不知道，天天来反对农会，这班人真是可怜可恨！”陈小伦说：“我没有听过你的话，我也是反对你的，现在我明白了，我当对他们解释。”

　　自此之后，反对农会的只有陈秋霖陈伯华等所办的《陆安日报》，天天造谣坏农会，地主兼劣绅王作新及劣绅丘景云（丘是陈炯明的老师，甚有势力）暗中打电陈炯明及广东审判厅，说农会造反，擅拥衙门，强动人犯等等不关重要的事；农会在此，可说是一个风静浪平的时期，所以得以从容的做宣传及训练农民的工作，并发展农会的组织。

　　惠阳、紫金、五华一带之土匪，一闻农会是专救贫民的，也有相当的觉醒，甚表同情于农会，彼等对于有农会的乡村，牛只皆不敢劫，如有劫者农会叫其放还即放还，土匪的所在地无人敢经过，农会的人即可随便出入，故反动派又以农会勾结土匪电陈炯明。

　　此时（三、四月间）县长是吕铁槎，他是老劣绅，心里反对农会，不过为维持县长的椅子，在表面上不敢谈及反对农会。因此，农会亦得以相当的监督他的行动。及吕铁槎辞职，丘景云上台，海丰学界反对甚为激烈，农会以丘之上台有不利于农会，与学界联合反对之，乃召集公民大会，可是我们倒丘觉着不难，但是倒了丘之后找不出相当的人物可为县长；农会方面，对于县长之人选毫无把握，因能稍顾及农会的利益而可以做县长的无其人；在绅士方面则通通是敌人，故此时只有绅士和农民两大营垒的竞争，农会既找不出相当的人，当然是让绅士去做，那会变成以暴易暴了。此时《陆安日报》又造谣说彭湃有做县长之空气，我们为急于解决县长问题，乃提出马焕新；马是一个青年，在农会任教育部主任，在学界方面可以过得去，在绅士方面则马是马育航的亲人，有点政治势力的关系，赶紧提出以破〈陆安日报〉之谣.及我们的公民大会将开会的时候,陈炯明已任了王作新为县长.学生方面以陈炯明既委任了王作新,也知道王作新是坏人,但怕陈炯明命令,乃各自埋头去读书了.惟农会方面,对于公民大会是一定要开的,当时到会的人六、七百人，除少数学生商人工人之外，大多数是农民代表；我们只有利用这大会作宣传，我们的口号，老丘的下台完全是民众的力量所推倒，学生及其他各界不肯奋斗到底，故由公民大会选出县长的计划不能实行。

　　王作新上台，对于农会无何等表示，惟暗中恨死了农会，此时农会也没有去理他，只注重内部的工作。

　　海丰总农会既发展而改组惠州农民联合会，复不久而改为广东省农会，招牌虽是很堂皇，但是各县组织除了海丰、陆丰之外，是异常散漫的。省农会的执行委员，共十三人：

　　执行委员长——彭湃（知识界）

　　执行委员——杨其珊（农民）、马焕新（知识界）、林苏（知识界）、余创之（知识界）、蓝镜清（农民）、黄正当（农民）、李劳工（知识界）、张妈安（农民）、彭汉垣（知识界）、万维新（农民）、万清味（农民）。

　　广东省农会设在海丰，同时兼摄海丰县农会职权。

　　省农会之组织系统图表如下：

　　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上半年，农民运动很平稳的发展。旧历六月某日半夜，狂风大雨骤作，少顷，风势来得更加凶猛，房屋倒塌之声不绝，从窗外望出去，很大的树都有被风拔起来了，天将明，洪水也涨起来了，外边男女叫救之声也不绝，风虽止雨水两日仍未退。我们对于农民当此将近收获的时期而遭这种奇灾大祸，觉着很可悲伤。

　　农会当此之时，也大活动起来了：即时组织救灾队，或分乘小舟赴各灾区援救农民，或去慰问和调查，或去引导水出去，或修筑起提岸……等等。各区农民以农会如此努力，乃益密切而引起莫大的同情，农民们有“我们生当为农民人，死当为农会鬼”之概。及水稍退，各乡区农民纷纷来农会报告受灾情形，或请问对于纳租办法，每日约达五、六百人，农会为之应接不暇。

　　农会召集执行委员会议，磋商应付此问题，当时执行委员有一部分在陆丰县工作，一面促其回来，一面开非正式的会议（谈话会）。

　　各执行委员的意见很分歧：第一派的意见以为本来的计划，海丰农民运动减租实行问题，依照农民团体之力量及环境是在三年之后方可，现在环境变迁，农会组织仍未得十分巩固，不便实行减租，只可以用自由减租之方法，农会可做农民的后盾，地主当不能压迫农民过甚。

　　第二派的意见，以为农民减租问题，虽然依本来计划要在三年之后，但现在环境既已变迁，在此变迁之中，地主如以凶年来压迫农民其理屈，至农民方面，受此次的打击必是死力与地主抗争，对于农民增加不少的力量，以增加了力量的农民而与理屈的地主对抗，其必胜一也；次则地主没有武装，不可以直接妨害农民之减租运动，同时亦没有驻防军为地主所利用，不过各区有少数警察而已，此种警察在平日已是怕农会势力如鼠之怕猫，县长王作新虽然是地主派的人，但其统率下的游击队不过三四十人耳，亦不怕他；且王作新为维持其地位起见，亦未必在此凶年而去压迫农民，冒不美之名，极其量结局农会与地主不过在分庭打一场官司耳，而法庭方面，不过八名法警，从前受我们六千余人请愿的教训以来，亦毫不敢作怪，故减租殊无问题；况且自由减租之方法不能激起农民阶级争斗的怒潮，而失了阶级意识的训练；同时将减租运动这种空气传布东江各县，殊为宣传极好之工具。

　　第一派复再发表其意见，以为第二派的理论固然不错，我们并不否认；但是依我们（第一派）的计划，农会无论如何是处于不败的地位，不过所得的利益较少，若依照你们（第二派）的主张好固然是好，但太陷于“危险性”。遂决定一面俟执行委员到齐后提出再议，一面召集各约代表大会征求意见。在这执行委员未回来，各约代表大会未开以前，数日中的现象：

　　（一）农民加入农会者如风起云涌，日以数百计，中有三数乡系与陈炯明有亲族之关系者，素以依借陈势而自高自大的乡村，平素甚看不起农会，故不加入农会；但是到了这个利害冲突生死关头的时候，陈炯明不但靠不住了，而且反加以势力的压迫——陈姓的地主们因利害关头已把亲族置之不闻不问，而以迫租为急务了，所以这三数个乡村平日依借陈势的农民，乃大恍然，相率到来农会负荆请罪，请任由农会处罚，惟要求准其加入。农会当时，乃派人对其演说，准其加入，但在纪律上不能不施以薄惩，我们初试以“每人入会非罚金五元不可”，他们也欣然答应，我们乃实以告之，“每人罚银二毫罢了”。于此，可见这个时候农村中只有两条战线，一是地主的，一是农民的。

　　（二）海丰素来习惯，每遇凶年，农民便去请求地主看田中的稻，田主愿减则减，不愿减则对分之。所以此时农会尚未决定何种办法，农民仍是依旧法去请地主到田里看稻，或减或分，后来才打算，农会也认为可行。为甚么呢？从来习惯，如地主未去看田，农民擅自把稻割起，则地主便说：“如收获不丰，你一定不去割的，一定和我分的，今既割起了则照额还租，一粒不减。”农民甚怕地主这几句话，并且地主如到田中去看了稻之后，可以使其明白失收的惨况。可是，各处的农民，报告谓：“我们一早就去到田主的家里请他看田，等候了半天才开门，开了门又伺候了半天少爷才在床上翻翻身，到等他起来刷刷牙，洗洗面，穿穿衣，食了一餐饭，喝了几口水，吸了几口烟，和他的老婆爱妾讲几句笑话，才出来见我（农民自称，以下照称），已经差不多日下西山，少爷见我便说：‘你来做甚么？’我答：‘今年田稻遇风灾……’这句话尚未说完，他叱道：‘不要多说了，回去吧，年丰好收获为什么不来报告？年凶你就来！’我那时只得再求道：‘你可去看吧，可惜还租不起。’‘好了，快回去，明日派人去看。’可是到了一日、两日、三日，数日都不见有人去看，你再去催他也是这样的答复，总不派工来睇，田中的稻不多少可收成的也出了芽，怎样好办。”

　　同样的事情，一日都有数件，农会只有指示他们马上割起来再设办法对付。所以无数农民对于地主异常愤激，或主暗杀，或主暴动等，非与地主决一死战不可！

　　（三）地主方面，知农民此回一定不如昔年一样驯服，可以任意压迫，不敢去乡间收租，也不敢稍有何等表示，亦没有那个敢先来顶农会的头炮，多皆静观待变；官厅、绅士、商人、学生也议论纷纷，没有正确的主张。

　　（四）调查部的报告：各灾区损失最大者为各种农产品，损失约百分之九十，牛猪等家畜损失百分之四十有奇，房屋之倒塌者约百分之四十，毁烂者百分之二十，人命之损失者未有确实调查，总有五百人以至千人之数，实为海丰有史以来未曾有之大损失。

　　这四种现象呈出之后，而陆丰县及其它各地工作之执行委员已到齐了，我们已召集正式开会，并异常秘密。此时我们将前次谈话会所论战的结果报告后，一般从陆丰县工作回来的执行委员，一场严重的驳斥第一派之懦弱的主张，而形成了第三派。

　　这第三派，说第一派之主张不啻与地主妥协，全然不顾及目前之事实。该这次实是海丰空前的大灾，从陆丰一带而经过海丰所有禾稻被风打水侵，损失约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他损失根据调查结果农民已达于惨痛之极。说自由还租完全是欺骗农人的好话，不啻猪仔向老虎求情，让农民在惨痛之下，任地主的压迫，使一般农民对于本会之指导者加以怀疑；因为我们向来的口号，也是主张凶年减租，不是主张常年减租，这种口号算是农民最低限度要求，在这最低限度的要求而不能指挥农民去奋斗，去给他们一个斗争之训练，是错误之错误。在我们（第三派自称）的意见是全部免租。我们对于第二派的理论及事实，认为确有道理；其中所包含的并不是危险性，乃是一般的革命性。若要免除此性，只有不主张阶级斗争，不去求革命。进一步说，即使这次免租运动而至于失败，也不要紧，因为失败之后，农民对于农会的观念确定了：“农会是为农民利益惟一奋斗的机关”。况且现在农民有了农会以后，异常满意，此次的免租运动的斗争果使失败，而将来再张旗鼓必得更加长足的进步，而农民亦可得到一个很大的教训。故失败不是失败而是促进成功的一个顿挫之方法，只看我们在失败之后做不做耳。简言之，用自由减租的口号去欺骗农民，而农会虽得存在也无用。倒不如与敌人奋斗，仍可保存农会之价值，在这个减租与不减租，都是农民在实际上得不到利益的两路皆难的时机，我们只有一致提出免租的口号，明知免租做不到也好。

　　这第三派的主张是很激烈的，在第一派听了这些理论之后已不再有意见发表了，惟第二派仍有争论之点，一个是“减租运动”，一个是“免租运动”，但是问题易经较易解决，不过是程度之差，及方法之善不善耳。其不同之意见如下：

　　第二派意见：免租运动在此时的环境未免趋于过激，自由减租更不成理论，现在只在定出减租的程度——最低限度——减租七成——三成缴纳。口号不至于过激，而不致农民视为妄想，故以三成缴纳。

　　第三派的意见，以为这种方法亦不妥当，现在受灾是极普通的事实，可以缴纳三成者是极少，农民自此次损失之后，下半年的口粮已是无着，危险已摆在面前，同时为修葺屋宇、补买耕牛及农具、修理田园者将何所出，如果田主以三成照收，我相信其死一也。

　　议决以减租七成，为最低限度。收获不及三成者照数减之，如全无收获者则免交，多数通过。再提出代表大会表决。

　　七月二十日，开全县各约代表大会，到会者百余人，旁听者千余人，室为之满。

　　主席彭湃。先由主席报告灾后各区灾况，及农会救灾工作，执行委员会对于减租问题之讨论经过，报告完后，此时旁听者咆哮起来，摩拳擦掌，拥护第三派之免租运动。主席制止。在代表大会方面，主张“免租”者不能过半数，主张“至多三成交纳”者卒以过半数表决通过之。

　　其余对于减租应付方法，悉由执行委员会之指挥，乃散会。

　　“至多三成交纳”这个口号已普通了，全县小孩子都会叫这口号了，执行委员会工作异常紧张。

　　（一）派大批宣传员到各乡开会宣传，并兼纠察之任务。当时有篇《为减租而告农民书》，其大意如下：

　　农民们呵！地主的田地本不是钱买来的，是他们的祖先占夺我们的。姑认为是用钱买的，但是他买田的钱一次过投下去，便千千万万年有租可收有利可获了。农民耕田年年是要下本的，如种籽、肥料、牛租、农具、工食是要很大的血本，才有谷粒生出来。地主不动一脚一手便得取去一大半，我们农民亏去血本不知几多大了，也不知几世了！今年不幸，遇着风灾水祸，农产品完全失收，地主的田地毫无损伤，我们所下的血本被大风吹了，被大水洗了，我们的血本已无存，地主那里有利租可收！我们须与残暴无良的地主一抗，主张至多三成交纳，如无租可还者只可免交！兹并以地主掠夺农民血本图示如下：

　　在平常年农民被地主所掠夺：（左图）　　在今年凶岁主张“至多三成交纳”，农民亏损：（右图）

　

海丰县农会启

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六月 日

　　（二）通函各区警察，谓农民与地主如发生减租纠葛，统属民事，在警察权限只可劝止，不得滥加判决及逮捕农民。

　　（三）通电全国各团体声请援助。

　　（四）将农民受灾苦况，函老隆陈炯明，使其勿轻信谣言而立于反动地位。

　　（五）准备召集全县大会。

　　这时，海丰全县分出极明显的两个阶级的营垒：一为地主阶级，一为农民阶级。在工人方面是甚与农民表同情，商人是守中立，不过恐怕惹起地方扰乱，以为农会好事，一部分并有土地的商人则与地主合作，土豪、烂崽、绅士、警察、法庭、行政衙门之官吏皆立在地主的方面。学生——知识分子多出于大地主、小地主、土豪、绅士或地主之戚族的家庭，因减租直接会影响其家庭之经济，地主及利用此点以打动学生，使学生反对农会，即以农民减租学费难筹迫其子弟退学；这些学生，从前说到农会何等好，可是到了此日不但变了前日的口气，而不满于农会，甚者竟到农会为地主作侦探。

　　在农会方面如马焕新者，本一极肯努力的青年，身任农会执行委员兼教育部主任，乃因减租之故对于本身利害冲突（马族多地主，其本人亦一小地主），乃数日不到农会办事，质问之，始来请假多日，又再质问之，竟公然否认农会议决案“至多三成交纳”（马初为主张自由减租之一派，后又赞成免租运动之一派，其狡已值得我们注意），不数日，即服从其家族之命令，具呈至县公署（县长王作新）否认主张“至多三成交纳”之减租议决，并非难农会的种种过激不对，农会即时将其开除会籍，并宣布其罪状于农民群众。

　　这时地主阶级之小地主怕事而急于粮食的则老早遵照农会“至多三成交纳”之议决而收租。其余的大地主日益反动起来了。此反动地主的反动人物为县长王作新（即粮业维持会之副会长）、保卫团局长林斗文、劣绅丘景云，这三个东西暗中联络各地主，恢复粮业维持会之组织，开会于县署，计划非常秘密，莫得其内容。但是反动地主破坏农会口号：（1）农会减租对于锅头户太不良心（锅头是指一般不去谋事而在家中坐食的男女，或地主之后裔，只会穿长衣保全门面专靠收租来养活的），（2）农会实行共产，（3）农会勾结土匪。

　　在这三个口号之中，第（1）农会则反驳他，谓“饿死几个锅头户有良心呢？”饿死几十万锅头佃有良心呢？难道锅头户怕饿死，锅头佃不怕饿死吗？第（2）农会置之不答，也不必答；（3）也置之不答，因这口号出来，好多怕土匪怕死的地主，更引起一种惊怕农会之心。

　　某一日马育航之侄马斗辉者，一个小学校教员，平素甚与农会表同情，乃往五狮墟乡收租，竟要求十足，农民说：“至多三成交纳”，马不服，乃多方为难，威吓农民，农会闻知消息，乃派纠察队数人前往援助，适马已回家，农会乃警告他，他惊怕起来，到农会道歉，仍依照三成收租了事。

　　又公平有一个自耕农，因还租五成成为纠察队所知，扭解农会受纪律处分。

　　六月二十七日，县城保卫团局长林斗文之侄林某，为承批教育局租之承商，租约百余石，林乃谓：“学租是官租，官租是无减的。”初向城西二十余里某乡村收租为农民所驱逐，乃向一个叫做北笏仔乡的去收租，此乡约三十余户之小村，林乃虚张声势，谓官租无减以吓乡民，不料该乡虽小，而乡民之胆不小，乃将林围打伤数处，林不依法抬验于分庭，而抬验于县长，县长亦不拒绝而受理，已可注意：林某入衙署抬验后，王作新仍借题发挥，即派武装游击队二十余到北笏仔乡围捕，甫入乡即放枪示威，乡人携老幼而逃，此时潦水仍未退尽，妇女小孩多跌水中叫救，状极可怜，游击队拘父老勒索脚皮银四五十元，农民不能给他，乃绑缚父老三人到县。县长不加审问，令镣锁投于狱农会闻报，即派代表与王作新交涉，我们说：“事属民案何关县长？”王作新说：“租是官租，何可不理。”我们驳说：“他不是衙署官吏而是一批商，凶年那免损失，何得要求十足照收？”王作新不理。我们就召集执行委员会讨论这问题，当时议决之意如下：“减租一定是发生纠葛，不是我们打他的便是他们打我，该乡父老三人被捕入狱乃意中事，且继续必有如是之事体发生，农会应置之，不甚重要，只是一面由农会大会中（定七月四日）详细报告，使各会员了解，并先以十数元先慰被押者之家属，并打理狱内事务。”

　　七月四日到了。

　　县长王作新贴出布告，谓：是日是匪首彭湃希图造反，四乡人民勿为所愚而自招重祸。又派警察到大路口把守，不准农民来县参加大会。警察被农民驱逐，所贴布告也被农民扯了，王作新大惊，乃集中警察三十多名，游击三十余名于县署，分守四个城门，并于县署门首筑战壕，准备作战。到了十点钟时，农民到会者已达四五千人，地主绅士都惊避，街巷的店户也都关了，王作新惊恐无措，一面电告汕尾钟景棠“派兵来县镇压土匪”。钟初以兵少不敢答应，后王作新力求之，并谓“天下大事是我，事不关你，总是要派队来”，王又使用全县绅士名飞呈汕尾钟景棠，报告“海丰发生土匪”，钟乃尽其所有的兵百余人派来县城。此时侦探已来报告，我们以为不去请愿，又不要求他放人，这不过是彼之大惊小怪，他们见我们开大会不去请愿，当不敢与我们为敌。到了十二时，宣布开会，到会者两万余人，首由彭湃报告后，再由李劳工。林苏及黄正当、杨其珊、彭汉垣相继演说，皆痛快淋漓，及说至农民痛苦，演说者与听众皆相感泣，最后三呼“农民万岁”，声如雷震，乃宣散会。这个时候，县署以为农民来了，游击队，警察乃相继逃跑一空，继而见无其事，乃再集合；王作新这时也逃跑了，地主吃了一大惊，市场也着惊。

　　晚间有人报告：汕尾派来的兵行至中途，因忽闻报农民攻入县城，该军队乃不敢前进，后闻无其事，乃到县城。

　　我们相信既无请愿与他为难，彼不敢来惹祸的。是晚有黄琴轩者，县议会之正议长，来找彭汉垣，实则来侦探农会有多少人，及有无准备。黄见农会开会后人已散了，回报王作新等，王乃即夜召集绅士会议，应如何对付农会，绅士到会者四五十人，有一个叫做陈清照，这个地主兼劣绅，主张最为激烈，欲乘虚攻我们，作一劳永逸之举，根本扑灭农会，以免将来更加滋蔓难图，乃决定了极密秘的计划。

　　我们实在是没有准备作战，也料不到有如何危险，不过我们早把重要文件移开了。七月五日拂晓，王作新之弟王益三（为县署游击队长），率领游击队并钟景棠部，及警察保卫团勇三百余人，由城门内出东门，经龙津桥，距桥东埔农会所在地不过三百米左右，乃分两路，一包农会之后方，一包农会之前门，枪声甚密，子弹已由前门飞入办公厅时，此时农会内已知敌人进击，不能抵御，纷纷从瓦面逃走。有陈梦同志，打开大门用尖串向进入之敌兵一击，正中其身；敌由大门冲入，未及逃脱之职员及会员杨其珊、洪廷惠、黄凤麟、郑渭清、陈梦等共二十五人皆被捕，敌兵用枪头将职员乱打一场，惟有杨其珊同志素长拳术，人人都晓，敌兵打了七拳踢了八脚，都不到身，故不敢摩他一下。一切器物，抢掠一空，开复将会所封闭。当农会同志二十五人被捕过街巷时，地主劣绅及其走狗打掌称贺。押至衙署时，王作新坐堂审讯。王作新问杨其珊道：“你是不是农会的会长？”

　　杨答：“是！”

　　王问：“彭湃利用你们去造反，经我三令五申，你们敢作怪，你知罪吗？”

　　杨答：“彭湃不是利用我们，是我们农民去利用彭湃，因为彭湃所做的事，不是为他自己的利益，他是牺牲自己利益为农民谋幸福的。至说彭湃造反，我也承认，但是王县长的造反，要比澎湃更加厉害！彭湃帮助穷人救穷人，果是造反，那末你帮大地主资本家在这凶年来压制穷人，岂不是大造其反吗！”

　　王大拍案道：“你真该死！你们胆敢提倡共产共妻，快些照实招来！”

　　扬答：“共产不共产，这是看社会的进化如何，不是我们去提倡就会共产，不提倡就不会共产！招不招不大要紧。至提倡共妻一事是有的，可不是我们，而是你们发财的做官的，你们天天嫖娼宿妓，这不是你们所提倡的共妻吗？还有一层，好象王县长都有两个老婆，这就是共夫；共妻共夫都是你们提倡的，都是我们早晚所应该打倒的！”

　　王气的要命，再拍案的说：“打！打！”

　　其珊同志被打的体无完肤了。

　　王喝：“将犯人下狱加以镣铐”，乃退堂。

　　此时彭湃、林苏（人民出版社版做“甦”，“苏”“甦”同字，下文亦作“林苏”）、彭汉垣、蓝镜清、莫水夹、林沛、张妈安、洪垂、李劳工等数十余人逃至大嶂山边之小庵寺，此地形势非常可守，并且四周都是热心农会之农民，又有农民在山顶及山口放步哨。寺中的道士是一个东成王党，民国四年曾举兵攻陈炯明失败，乃化装为道士；这道士与洪垂同志前时是同党，他知我们逃避来此，备极欢迎，并很恳切安慰我们。我们在此就开始讨论应付的计划。彭湃是主张召集大队农民起来反攻，痛快淋漓的混杀一场之后再作道理！赞成此说者多半是农友们。彭汉垣则以为不然，谓：“杀之是很痛快的，但是杀后他们必杀农民，那末农会是不再做就可以，如仍要继续努力下去，则不应如此，阿湃是激于一时之气如此主张，以我意见，还须去老隆，因为陈炯明固然是不赞成农会的人，但是对于这次解散农会拘押农民或者他是不主张的，我们可以用感情的话同他说明此次风灾水祸之时，县政府不但不能体恤，而且加以虐待，传闻出去，实于政府名誉大有损失，且他近来曾对人说话间表示很佩服海丰农会，且很佩服阿湃，盖彼久欲利用我们，不过我们没有何等表示，彼也不敢利用。观其三月间陈炯明失败在香港时，他曾对林普亭说彭湃如何的能干，就拿起笔来要写信请彭湃到香港去面见他，适遇钟秀南来见陈炯明，对他说彭湃现在有了二十余万人拥护，比你还要大，你那能请他得来！陈炯明就把一封信扯破了，暗叫林普亭写信邀彭湃到香港，后湃到了香港来，他竟在政治失意的时期捐出百元的港纸――此时百元港纸捐下农会，好象割了他块肉似的，但陈炯明仍可做到，且他对我曾说过：‘我（陈自称）回去海丰一定要减租，你们（称湃）可努力进行。’他这话虽不是真意，但是可以证明他已对农会降服了；所以我主张湃到老隆去见他，我们应提出的条件：一、即时释放被捕农民；二、减租照农会决定收纳；三、恢复农会；四、惩办粮业维持会王作新等。如他能够办到第一、二两条算胜利，第三条我们可以在秘密中去做，不必挂起招牌，第四条明知是绝对做不到的，也不妨提出，倘一、二都做不到，那就可暴动了。”

　　林苏同志甚赞成此说，提出“汉垣与农友可在后方准备武装，湃兄速行，如果不达目的，应予以最后手段出之”。众皆赞成，乃决定彭湃、林苏、蓝陈润三人赴隆，即日起行。

　　老隆距海丰五百余里，一路皆高山，步行要六七天才可以跑得到。林苏同志患足病未久，怎能跑得这样远，但是林苏同志也忘记了这件事，只是顾着赶快出发。林苏、彭湃和蓝陈润都换过了污烂不堪的衣服，如乞丐状，三人共带了十块钱，数十农友都送到村外，齐声叫道：“奋斗呵！奋斗呵！”乃日同志拨出手枪，说道：“我应送他们过了海丰境才回。”众甚欢喜。是日乃旧历七月六日下午二时也。及晚我们（彭湃、林苏、蓝陈润）三人跑到了近惠阳交界之高潭墟，乃日同志也回去了，此时经过东埔寨乡面前，有该乡某农友知道我们是农会同志，乃呼我们到他的家里休息。少顷，他拿出烟茶来了，很恳切的对我们说：“此地你大声说话都不要紧，这里通通都是我们会内农友。你们打算到何处去呢？”我们答：“要到老隆去。”某农友说：“我心内都料你们一定要去老隆的。”彭湃等就将农会被解散及要到老隆的经过告诉他们，此时男女小孩都走来听，听到农会被解散，连妇女小孩都觉得可愤。少顷，某农友的媳妇来叫我们道：“已烧好了水，你们跑路当洗洗身，请从这里来。”我们洗澡完，复和农友说话，这个时候听见杀鸡之声，我等马上就劝止他不要客气，某农友笑道：“你们要到老隆去，这样辛苦，今晚当饮杯酒壮壮气，这里乡村有钱没有东西买的，故养些鸡来款待好兄弟，请你们不要嫌。”

　　某农友又问：“老隆这样远，你们怎样行得到呢？”

　　我们答：“为着大家利益，无论怎样远都是要行的，我们这次受了农友们的重托，故觉不着甚么辛苦，你可放心。”某农友又说：“你们不怕辛苦我是知道，可是你们三人除了陈润兄可以跑得，老彭和老林恐怕走不得六天的远路。”

　　我等答：“笑话了！再加一倍路也是行得。”某农友说：“你口讲是讲得，你跑就跑不得。”“好了，请请几位阿兄来食饭”，他的媳妇这样叫。

　　某农友就带我们到厅中去。这厅是很小的，除了安放着菩萨及农具等，仅可以放一小桌，我们六人团坐一桌是很窄的，桌上有鸡肉、鸭肉、猪肉、咸鱼、咸菜、酒等，我们素少饮酒，但是在这极亲爱极快活的境地当中，是令我们要大饮特饮的。饭后，某农友说：“你安心睡，今晚十二时叫你起身准备起程。”

　　十二时到了，某农友来叩门请起身，我们起来的时候，厅中的饭菜已经摆好了。饭毕，某农民打起足绑，携着长柄纸雨遮，打一支马灯，叫我们上轿，我们就怪道：“为什么备轿呢？”此时旁的农友要来送行的就说：“你们不要理，请你坐就坐，我们希望你快些到老隆。轿夫同你到了紫金，当可回来。”我们说：“既然是这样，我们当把一点钱交给轿夫的家里。”某农友说：“通通都是农友，要钱把谁！将来你们回来，农会恢复，那里你才把钱，我当和你接收！现在，你们已经无钱可用，不要说了！起行！”我们就很不快活的坐上轿去。这轿本不是轿，因为这里小乡村是没有轿的，昨晚他就把抬猪的竹扛绑成小轿，轿夫也不是轿夫而是农友，未曾抬过轿的，我们一面坐一面不过意，多是坐一坐就跳下来跑一跑。又兼是晚下雨发风，路更不好跑，又怕为高潭墟驻防军所知，火也吹黑了，个个都不敢作声的跑。凡经过几个神庙佛宫，某农友便放下雨遮走入去烧三枝香，拜一拜，说：“祝我们到老隆一路平安，农会恢复胜利！”这虽然是一般农友们的迷信，但是他这种表示确实激动了我们的心情，觉得精神上有无限安慰，使我们当时承当不起！天将光我们到了高潭，又避在姓黄的农友家中，早膳后又行某农友和姓黄的农友都送到三十余里之远，乃相别回去。这时候，雨愈下而愈大了，所行的路都是山岭，崎而又滑，难行的很。是晚，天将黑，刚跑到三江口，这地有三条水是很急的，过水是无船的，只有彬木绑成一排一排，两岸系以草绳，过渡时用绳拉过去，我们过了二重渡之后，天黑已到不可辨别人面；举头一望，前无人家，后无宿店，焦灼异常。不久，一个农夫荷着锄头经过，他看见我们几个人，以为是丘八，就逃跑了；抬轿的农友乃呼道：“唔使怕，我们不是兵。”这地是完全讲客家话的，湃等不会说。这位农夫听见声音好象邻乡的人，就停足，但仍不敢近来；抬轿的农友乃近前去向他解释明白，他便向一条小河渡过去；抬轿的农友说：“今夜怎样办？”他答：“不要紧，等下儿，他（农夫）就来，等等吧。”大约过了二小时，那位农夫携着灯、米、鸡来了，我问鸡做甚用？农夫说“来食”。马上抢过来，主张不杀鸡，因我们临行时，苏兄带有几条菜脯在身，可以送饭。这位农夫带我们行了半里，到一间店，此店因兵灾不敢做生意已数年了，近更被风灾打坏了一半，我们就住在一间不坏的房里，马上就烧饭吃了，据这位农夫说：“此间受陈炯明兵队骚扰得很凄惨，逢物抢，逢人掠，逢妇女奸淫，现在人人见着兵，连鬼都怕了；所以我刚才逢着你们，误以为兵，故我快些跑，后闻说是农会的兄弟，才甚欢喜。”我们问：“你们这边有人入农会吗？”他答：“有好多人入了，我尚未加入，但是我很欢喜农会的.。”彼此谈了几分钟，乃各自睡去了。

　　次日天将光，就早饭出发，临行前我们送材米钱一块五角，给这位农夫，他接了钱之后，连同一张纸，等我将行时放在我的袋里；我取起来看，那张纸写着，其大意：“诸位先生是出来救穷人帮穷人做事，尽忠尽职，此银断不能取，故特奉还。并祝一路平安！”我们看了这张字即对他说：“我们做农会是应该的，不是救人，是穷人自救，我们不过受了大家命令，是喜欢如此做的，如你不收钱，我们只好永远誓不经此地。”他见我们态度强硬也是难以为情的收起来。

　　我们起行，他送了很远方回去。是日天气较好，一路觉得很爽快。可是山岭重叠，一路总是上山和下山，中间是没有平坦的路可行。我们所经过的乡村，都是被陈炯明的军队所骚扰到十室九空的；有些人烟未绝的村庄，看见我们就关门闭户，我们想找点查核都不可能，所过的墟场都成废墟，凄凉满目。我们一路饮小坑的水，或食青菜和生芋来充饥。当我们过一个山岭的时候，有一个村民，头戴竹笠，挑着一担东西约七八十斤，贸贸然来，望着我们就把竹笠和担子掉去，向后如飞似的跑了。我们乃大声呼：“我们不是军队，你不要害怕！”我们越呼他跑得越快，我们恐他的东西失落，乃不得已自己挑起来，一面叫一面赶他，他跑到一个距离很远的山尖岭顶，就站着来看我们。我们摇手叫他回来，并将他一担东西放到路上，指着叫到：“东西放在此地交还你，请你不要怕，我们不是贼，也不是兵！”我们就不理而去了。

　　我们今天跑了一天，都是穿山过岭，我们所接近的都是森林和岩石，很大的天被山岭遮成杯盆一样。我们通通都不怕，只怕遇着老虎。

　　我们一路都没有平地可以坐轿，林苏同志唱唱歌曲和讲讲故事，也不觉何等辛苦。今晚五时，到了龙窝墟，住在一间小客栈的楼上，听闻紫金县长到了龙窝派提军饷，墟中商家很不满意。晚餐后，我们因蚊子多不能睡觉，乃出去外边散步，遇着警察把我们捉着说：“你们夜里不穿鞋，也不穿屐，到底是不是贼？”我们说：“我们是海丰到老隆当兵的，故没有穿鞋屐。”警察带我们会客栈，叫我们不要夜里出去。

　　次早（旧历七月八日）五时饭后，把抬轿的四位农友留一位同行，余三位给以数元做路费，打发他们回去了，我们四个人即向紫金城进发。此时身上没有一文钱了，林苏同志说：“我身里还有一支表，到紫金城可以当，不怕无钱.”今日一路所过的景况同昨天差不多，不过少些山岭。是晚到了紫金城，住在西门一个客栈，林苏同志就把金表取出来去当，不料当铺早已止当了，林苏同志就想把它摆在街上去卖，那店主说：“此地人贫，谁要用金表呢？”林苏同志想压给店主，店主冷笑一笑：“要来做甚么？”我们觉得失败了，今晚如找钱不到，恐怕要被店主扣留，在这里人生地疏，想来想去一点方法都没有，我们这个时候，以为没有办法不如到街上去走一走，做乞丐也是要干的，留两位在店中坐，林苏和我就出街去。刚刚走到城内，去看了一会，彭湃就对林苏说：“喂！家族主义已经给我打死了好久，它的遗骸或可以利用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林苏同志说：“只要有利于我们的工作，能够达到老隆，家族主义也不怕利用罢！”湃就指着壁上说：“呀！你看这一张紫金分庭的布告，尾后写着检察彭某哩！这彭某曾前到过海丰作过官的，和我的祖父是很好的，他时常到我家里来食饭，我很认得他，不知他认得我不；若我们入去找他，就可以向他借些钱用了。”林苏同志说：“夜将深了，快些进行，免误大事。”乃回去客栈，写了一封信，向彭某借钱五元，彭某乃着人送一名片来，请我们去面商，他很亲切就借五元给我们了。

　　次早发了店账，就向河源境界之蓝口方面进发，行了四天才到老隆。

　　我们到了老隆，即以海丰农民代表之资格去见陈炯明。陈炯明问：“你们弄出乱子呢！”

　　我们：“乱子不是我们弄的，是他们（指王作新、钟景棠）弄的，陈先生你知道海丰的风灾水祸大到怎样呢？农民苦到怎样呢？”

　　陈：“大到怎样，苦到怎样，也是应当照旧例主佃来分割，断不能任你们提出三成就三成，难道你是皇帝吗？”

　　我们：“我们不是皇帝，相信你也不是皇帝，地主官厅也不是皇帝，为什么满清皇帝的旧例，陈先生都可以把它推翻了，而不是皇帝的分租旧例，我们不可以推翻呢？我们推翻凶年主佃分割的旧例是很有道理的，不是糊涂的！我先问先生，业主和田佃是不是要很相爱的才对呢？是不是业主出田，佃户出种的本钱，合起来，好象商家合股去做生意的一样呢？”

　　陈道：“这自然！”

　　我们：“但是生意做去，亏本或遇灾难的时候是不是要两相吃亏才公道呢？譬如甲乙两个股东，阿甲不管生意亏本不亏本，总是要取回自己的原额本钱，且要迫阿乙还他的利；阿乙此时本钱既已损失，又要还阿甲的利息，这岂不是不公平到极点吗？”

　　陈：“这是对的！”

　　我们：“地主一次出钱买一丘田，交给农民去耕，农民就年年春春要用许多种子、肥料、农具、工食的费用才会有谷生出来；所以地主以田为本钱，农民以种子、肥料等耕田必要的东西为本钱，正如股东做生意一样，但是遇着风灾水祸的时候，地主的田――股本――是不会消灭的，农民投在地面的股本就没有了。这个时候农民应向地主算账，叫地主补回他的损失，不应该由地主倒来迫农民赔偿他的利息，陈先生所主张的分割，就是把农民残余的血本让一半给地主做利息，况兼海丰此次农民罹灾，为海丰开天辟地以来未曾见过的，要主张农民和地主分割，不啻叫农民去死个净尽罢了！所以农会主张三成缴纳，还是昧着良心与地主妥协的，所以农民大会把它加上二个‘至多’的字，说：‘至多三成交纳’，这是革去几千年来地主苛刻农民的恶例，和先生赶走满清皇帝同一个道理！”

　　最骄傲最自恃聪明的陈炯明，听了这些话也点点头，说：“是是！”

　　陈继着说：“喂！他们说你们在海丰造反，搜出很多尖刀、铁串和旗帜等，有其事吗？”

　　我们：“你年在近今科学如此进步的时代，尖刀铁串等可以造反吗？农会有刀也有铁串，可不是来造反，是来自卫的。刀固是可以杀人，同时也可以保护人；农会有刀，非但没有杀人，更没有造反！”

　　陈：“我拿他们打来的电报给你看！”

　　（一）钟景棠来电，略说：“彭湃在县召集农民土匪和买军器，希图谋反，殊非总座发祥地（指海丰）之福也，应如何办法，速电祗遵。景棠叩。”

　　（二）海丰县长王作新电，略谓：“彭湃、林苏、余创之等，召集农民，勾通土匪，私藏军器，约于五日（即阳历八月十六）早暴动扑攻县城，作新负有地方之责，乃于五日拂晓会同钟师长部队进攻匪巢，初匪犹开枪顽抗，幸士卒奋勇冲锋，将匪击败，匪首彭湃已逸，当场捕获匪徒杨其珊、黄凤麟、洪廷惠等二十五人，并搜获铁串、尖刀数十枚，旗帜、印章、委任状、手令等甚多，除将逃匪彭湃、林苏、余创之等通缉外，特此奉闻，余容续报。王作新叩。”

　　我们看后说：“陈先生信不信呢？”

　　陈：“这我当然是不信的。”

　　我们：“那末请先生容纳我们几个要求：

　　（一）释放无辜被捕之农民；

　　（二）电业主须照农民减租办理；

　　（三）恢复农会；

　　（四）赔偿损失。”

　　陈：“你提出这样多，更易惹起他们反对我，因为我的六叔都参加在内，我是很怕的，不如将第一条先做，如达到目的，再做第二条。”

　　我们：“好！就请你办第一条。”

　　陈炯明就放去他的房子里，起草电报。

　　我们和陈炯明的机要课员说话，因他们都是旧同学，有点感情，该员等就取出海丰马育航刚才打来的电报给我们看，大致说：“总座，前电谅达，彭湃兄做事有毅力，后辈中甚有希望，惟造尖刀、铁串未免忽略，以育意见，不如送湃兄留俄，异日必能为吾等之助，农会暂缓举办……。”

　　少顷，彭汉垣从海丰来了一电略说：

　　“转陈总司令鉴，农会被摧残后，王作新派队下乡迫交会员证，每张数元，到处骚扰，又查封农民药房，解散农民学校。粮业维持会下乡迫租，群情激愤，若不设法制止，将必激成祸变，诚非桑梓之福也。”

　　陈炯明携着电稿来给我看，其大略：

　　“海丰王县长览，凶年农民要求减租，事属正当，业主要求分割，必令农民损失过重。农会提出三成交纳，也不能一律如此；应组织农租公判会，业主农民各派代表参加。查邑中最公平者为吕铁槎先生，应即省释，以免地方受害，并函知粮业维持会为要，炯明。”

　　我们看后就加上“农会及”三字于尾段，改为“并函知农会及粮业维持会知照办理”。――全文最要的就是：“查非聚众扰乱治安，应即省释”一句话。余都是空的，这个电打出去了，我们也认为满意。

　　陈炯明留我们午餐，我以为可借此宣传，也不却；在食饭时，我们谈了很多农民的痛苦。

　　次日我们决定林苏同志留在老隆，因林同志行路过多，每天大便放血甚多，恐在中途发生危险；一面他可常时住在机要课调查来往的电文（机要课员如遇绅士告农会的电太与农会不利的，就删去；如陈电绅士太弱的字面就换强硬的，这也是他机要课员受我们宣传的结果）。湃与陈润等就先回海丰，我们一路行了五天，适五华水灾，舟不能行；过了几天，才到了潮安[8]，就去见李春涛兄，春涛初不知道我是谁人，我就把头上的破竹笠放下来，方知道是我，他就问为什么弄到和乞食一样呢？我就把海丰农民运动受摧残的经过告诉他，他说：“这是一个革命运动必经的途径，再干吧……。”我就请他替海丰农民起草了一篇“海丰农民告同胞的宣言”，寄发各地。我们就从汕头再跑了四、五天，才到陆丰。当我离陆丰尚有十余里的时候，适遇着陆丰钱厝乡的两位农友，扛着空轿从葵潭回来，与我相遇，他就很欢喜的问我农会交涉的近讯，我一一告诉他；他就要我坐轿回去，我固辞，他一定要，我以为坐在轿上就可以使人看不见我回去，也就坐上轿去了。那两位农民跑得加倍的快，使我真是十分感激。我把轿门遮蔽了，我经过陆丰的大街，忽然有人拉的轿夫的手说：“内是谁人？内是谁人？”轿夫总不答他，一味跑，我在轿内初以为是敌人来捕我，后听真，似是李劳工同志的声音，乃伸首一望，果然是劳工同志。一直到钱厝乡去住宿。据劳工同志报告，许军进攻，海丰陈军及居民大为恐慌，县城许多人都搬走了，即夜与劳工同志由陆丰跑回海丰，约七十余里，天将光，始抵彭汉垣处，就互相报告情形。

　　据汉垣报告：自我们去后，王作新及地主绅士极为横暴：

　　（一）　公平白水湖有农民耕某庵寺和尚的田，农民初尚不知农会被解散，和尚向农民收租，农民坚持“至多三成交纳”；和尚报告公平警察。此时警官以为大可乘机去勒索，乃派六名警察去拘农民，被该乡农民打的落花流水，跑回来报告区长，区长陈绍昌亦无法，因再无兵可派；乃商之筹饷委员张云卿。张有四名护弁，四枝驳壳，张乃派其护弁去捕农民，该护弁到该乡未见着人先开枪乱射，结果打不到一个人，徒把子弹打了一半，也拉不到一个人，就回来。张云卿气的要死，乃同警察乘该乡农民无备，即捕去四个[9]父老押在警署，打算勒钱。该乡农民无钱可罚，乃送县公署王作新去办。王把他们罚了八十元，此钱是被捕者五人的家里，一人去买子，一人去买女，一人去买牛，来缴此罚款的。王作新得了钱就放他三人回去，公平警察署探知此事，再把他三人复禁闭在警署中。他三人问：“县长已办妥，为甚么你要捕我呢？”区长说：“县长的账算清楚，我的账是未清楚的；无论如何要罚你一百元才肯释放。”

　　后由近乡的父老去担保，罚了四十元了事，此四十元是要还的，如不还，后再监禁。

　　（二）监内的农友无饭可食，无钱可用，经我和陈修志云[10]等设法维持，每日有菜有米有钱送入去，送了一个多月，后闻监内一点都没有取到，被游击队长王益三取去了。狱内的同志日中锁着铁链足镣，夜间并加以脚槽酷刑。身上所有东西也当尽了，米也食尽了，秘密到各乡捐题的款也用完了。

　　（三）陈炯明来了一电，他当时暗使人抄出来寄去海丰《陆安日报》载，该报主笔陈伯华故意不登。乃该报的排印工人以陈伯华故意不登，他偏要登，为农民作一声援，也就故意排下去。次早，报登出了，陈伯华看见了大发脾气，来骂工人，要打工人，当时这两个工人就被陈伯华开除出去，这可见工人是表同情于农民的好友！

　　（四）农民医药房本是要封的，因外说农会存有款四千余元在药房，故钟景棠派来之军需委员（冯碧环）要迫药房缴银，否则扣留医生及封屋，后适马育航回来，稍为劝解，始中止。

　　（五）杨其珊的老婆及陈梦之母都曾来坐谈，她们非常明白，倒来安慰我说：其珊、陈梦虽被禁，是不要紧的，请大家安心。

　　（六）农会跃然解散，而实不散，各乡天天都有很多农民和我们接近，其关心农会甚切也。就全县农民观察，亦不因此次摧残而沉寂，反因此而激昂，此为最可乐观的。

　　（七）陈炯明打来的电，我们以为必能发生效力，结果不然，王作新置之不理。由此可以看出这回解散农会，陈炯明是暗中有关系的，这电文不过是敷衍我们而已。

　　（八）香港陈炯明之手下黄毅（黄系《国华日报》的记者，陈炯明的走狗，与湃从前在东京同学，故相识）曾打电给陈炯明、马育航等援助农会，主张放人及恢复农会，并有来书安慰我们，祝我们奋斗，尚属有点眼光，但其用意：一、是想利用农民；二、是怕得罪民众。

　　（九）林树声即林晋亭，此人虽然是陈炯明的党羽，是陈炯明最信仰的一人，但他对于农会是很赞成的，他的赞成农会也不是激烈，是他与湃有感情的关系，并且他平时很看重湃，因看重湃，故午湃所主张的农民运动；林亦有函电给陈炯明，请其释人及恢复农会，其主张较好。林另有很多函电去责骂王作新乱捕农民，解散农会之不对。

　　我们观察这种情形，乃决定以下几个办法：

　　（一）陈炯明在这个时期已是衰落的时期，绝对不能指挥其下部，不过仅存总司令的名目。并且陈炯明对于解散农会是暗中有关系的，要希望释放农民是做不到的；只有向外募捐，以维持在狱农友，并安慰其家属。

　　（二）林树卢、黄毅等倘来到，可用其催促陈炯明。马育航是表面中立而比较接近的滑头派，也可以利用。

　　（三）彭汉垣、陈修志云诸同志在海丰暗中去联络各乡农友，但暴动是无益而有害，不主张暴动。

　　（四）李劳工、彭湃出发汕头、香港一带去活动，惟广州方面则尚未可去，恐怕被逆指为乱党，致一网打尽，使农会再不能活动。即去，亦须绝对保密。

　　我们决定了这几个办法后，湃与李劳工即于次日秘密由陆丰赴汕头，再由汕头转渡香港，去找林树声，林对王作新举动极抱不平，对陈炯明则叹其无用，屡次电陈而陈亦不应。劳工和湃在港就住在黄毅办事处。此处是陈炯明机关报办事处，为陈秋霖、陈伯华所时常来往，他们办事在楼上，我们在楼下。在香港捐款是绝对不可能的：一、识人少；二、无人表同情。我和劳工同志一天无事，只有到人力车工人那里去宣传，香港人力车工人大多数是海丰来的失业农民，其中也有大半是农会的农友，一见我们非常亲切，他们对于农会及对于在狱同志极为关心，乃发起募捐，当时有王大水君（此人由劳苦而变成香港的小商人）到群众里头去演说，很受他们欢迎。

　　车夫中捐款最少六仙，至多一元，以二三毫者为多，大约捐了八十余元，我们非常满足，即寄回海丰去救济了。

　　此时陈秋霖、陈伯华所办的香港新闻报，第二三期攻击海丰的农民运动，我们也作了一篇文章去辩驳他。

　　我们在香港一个多月中，因海丰工作的关系及消息很灵通，算能指挥其活动。同时老隆方面林苏时有来电报告一切。

　　后林树声主张我们在向老隆跑一回，或可促陈炯明的注意，我们亦以为在香港久留是无用的，乃与劳工同志两人渡汕向老隆进发。我们跑了一个星期的路，到了老隆，再见陈炯明。

　　陈炯明很客气的对我把手款茶。

　　我问：“陈先生，海丰农民已被捕数月，你去了几次电报都不释放，是何缘故？”

　　陈说：“这班绅士是很可恶的，胆敢打电话骂我受你们的煽惑，数日前王作新来了一电，说：已判了半年监禁。”

　　我：“先生既然有命令叫他放，显明是违抗命令，何以先生不敢缔他？”

　　陈：“这完全是我的叔父及王先生（指王作新，王是陈炯明的夫子）所为，我是怕他的，你要知道，现在的‘新社会’是‘绅社会’，不是‘新社会’，是万分难做的，此事等我到汕头才和你办，因我不日要到汕头去。”

　　我们：“好了，等你回到汕头也可。”

　　陈：“我这里甚少人办事，即有也不负责任，实在是内务欠人，你可在我处帮助，我回汕头你也可以同我一齐回去。”

　　我们此次来老隆，见陈炯明的态度更不对，足证明他是毫无能力的，是将近衰败的军阀。

　　有一次他在机要课室与我们谈论革命，他说：“中国最大的军阀袁世凯，业已灭亡；其次是孙中山，哼！孙而不打倒，广东无安宁日子；现在孙中山居然主张共产，与列宁同一错误。列宁是抢私为公，现在中国最适合的是基尔特的主张。”

　　我们：“在中国现在不要说甚么主义，最要紧的是解放全国多数农工群众的痛苦。如能在实际上主张工农的利益，为中国大多数民众谋幸福，切实革命的，我们应认他是好的！”

　　陈听过就走起身来叫机要课员打电到惠州及香港、海丰，说：“广州两杨已独立………应速进攻，大约一星期内可进入广州”。此时总司令部人员欢天喜地，燃炮饮酒，只有我们知道他是造谣惑众。

　　过了两天，陈炯明回汕头，我们也和他一路走。我们时时向他宣传，有一晚在途中岐岭的地方宿营，陈炯明与劳工同志谈论了一夜，到天将光才睡，劳工同志极力向他宣传。次日陈炯明对机要课员说：“李劳工是不是彭湃的党徒？”机要课员说：“他既同来当然是。”陈说：“这个是伟大的人物！”

　　到了汕头，我们又去找他，提出解决释放农民问题。陈说：“这件事现在只有绅士的势力，由我先写信叫我的六叔不要理；同时并写信劝导老绅士动以利害，使他势力分散，就易于进行。听说你们从前在海丰招集农民五千余人去司法衙门抢犯人出来，实在使社会上人士对农会发生恶感，并闻杨秉为说你向他借用驳壳，有无此事？”

　　我们：“借驳壳无其事！”

　　我们经过这次的经验，更觉以要求陈炯明释放农民是笑话了，所以我们就退出去了。

　　次日，陈炯明叫人来请彭湃到总司令部，我以为他是来磋商释放农民的问题，不料他是叫我同他一齐到惠州去帮他的忙，并定明日就要出发，叫我准备一切。我当时只有含含糊糊的答复他。他并嘱军需处长交二十元给我做零用，他就转入房去了。

　　我也回去召集劳工、务农、林苏、陈魁亚诸同志出来磋商这个问题。大家决议：“湃同志回海丰既不能，留汕头也无大的作用，不如与陈炯明一齐到惠州，时时催促他，或者海丰绅士、官僚知道你与陈炯明一齐去，他怕你将来会做大官，或可对我们让步，苏同志在此设法维持后方。”此主张多数赞同。可是我（湃）的意见始终都是怀疑：“做农民运动，这些方法是错误的，还是要以农民运动的根本方法，发展农民运动去求之才对！”可是我这些意见多数不主张。

　　为尊重多数意见，乃不得已同陈炯明出发，我把行李携到总司令部去了。此时街上警察军队大戒严，是因陈老总经过。我们到了总司令部，看见绅士、官僚、地主、资本家、买办，面团团肚肿肿的一些怪物，纷去沓来，与陈送行，我看了不知几多火起，恨不能把他一概用机关枪扫光！于是我更以为主张到惠州之政策为不对，为绝对无用，此时适劳工同志来，对我说：“你去后此间同志一个钱都没有，饭尚无可食，怎样活动呢？”更确定了我的观念，乃取电纸拟一电以告陈炯明，说：“湃的母亲病危在家，要即回家省亲。”陈看了电说：“我是从海丰汕尾经过的，你可同我一路。”我说：“我尚有舍弟的家眷要我带回去的，所以我从陆路出发。”陈说：“也可以，你母亲病好当去惠州。”我说：“是的。”

　　这时我脱离了陈，精神都轻快起来！

　　马上就发起组织惠潮梅农会与汕头，我们的目的：一、是联络各县农会来援助海丰农民；二、是借以筹款救济海丰在狱农友。

　　这个时候，因我是海丰人，以素日崇拜官僚的潮汕人，当是要看重我。

　　于是乃出发澄海、潮安、潮阳各县联络，其旧式的先成立惠潮梅农会筹备处于汕头，再联合五华的农会，并定期开各县代表大会，计当时加入者有：海丰、陆丰、惠阳、紫金、普宁、惠来、澄海、潮阳、潮安、五华十县。并向潮梅总指挥立案；并一面电告陈炯明以发展之状况，并说农民群众已渐觉醒起来。又一方面各机关捐款，初时甚难着手；后陈炯明自惠州来电，语意说得非常赞同，而实不主张有农会之组织；在不知陈炯明的心内藏甚么东西的人，是绝看不出陈炯明是厌恶农会的。我们就把这封电登在报上，并派员向各机关捐款，各机关官长以为陈都赞同，乃纷纷捐款，约可得千元。当实交得五、六百元。乃一面寄回海丰去，并一面将当地农民运动如何进行，如何发展之速以电报告陈炯明。陈炯明以为农会由海丰而发展于潮梅，竟有十余县，并且有数十万会员，彭湃此人若不加以注意，将来是足为东江之患的。所以陈炯明时常都有电来惠潮梅农会给湃，意在向我们联络。

　　惠潮梅农会成立后一个月间，陈炯明来一个电约五、六百字，里头大意说：“彭湃先生鉴：现在中国革命须分为几个时期：第一个为武装革命，推倒国内各大军阀，使其大权旁落于小军阀之手，实行联省自治，此为第一期。第二期为文装革命，使人民组织团体，然后带领老百姓来打小军阀。但此时有互相含接之作用。现在尚属武装革命之时期，离第二期之文装革命尚远。君品行高洁，任事努力，炯所素佩，敢请即来惠诚，共商革命大计，勿却为荷。炯明。”

　　我们接到这电报就知道他是要我离开汕头，并指出此时不是人民组织团体带领老百姓革命的时期，所以我们便复一电给他，大意说：“陈总座鉴：电敬悉，所云甚是，但无论在武装革命或文装革命，应以群众为革命的助力及声援，乃能取得胜利。故在武装革命时期组织人民是有利于革命之进行，革命如离开大多数人民群众，结果总是失败。湃本拟即日首途，以此间成立伊始，事务太繁，非理一、二星期不能抽身，何日起程赴惠，当再奉闻。彭湃。”

　　过了一个星期，陈炯明又再来一电，说：“彭湃先生鉴：刻有一重要事件待商，请即日来惠，至盼。炯明。”

　　我们这个时候以为若不去惠州见他、敷衍他，恐怕他对于农会及各同志难保无怀疑之处，以致农会进行受阻，并可因陈炯明之请，道经海丰，一班绅士，必能让步，乃决定赴惠。其中并有以下原因。

　　在这个时候我们得到海丰农友的消息，——时常和我们通信，很望我们回去恢复农会，其要求之目的有三点：

　　（一）在有农会的时候，地主不敢十分加租、吊田、逼迫新租等等去压迫农民，土豪劣绅、警察县城的流氓都不敢鱼肉农民；农会解散之后，他们就向农民进攻。

　　（二）在有农会的时候，军阀官僚抽派军饷不敢十分硬派农民，即有之如以农会团体之名义去请求，也可取消或轻减；农会取消之后，农民如无主孤魂，任人派勒。

（注）当农民被派军饷的时候，我们去质问官厅说：“你们派军饷是不是要钱？要军饷是不是要快些得手？你们要军饷是去得罪是少数人好或去得罪多数人好？如果是要钱就请去派富家，不可去穷民——农民；要军饷快些得手也是要派富人，因富人怕死故交钱易而且快。富者少数穷者多数，派富人不过得罪少数人，派穷人得罪多数人。”这几句话海丰农民是说惯了。

　　（三）在有农会的时候，农民间有甚么不能解决时，或发生轇轕时，就有一个农会来排解，免经过绅士官厅的手；农会解散后就感受困难。

　　我们（湃、劳工）回海丰，惠潮梅农会交林苏、陈魁亚、杜式榜三人维持。我们何以敢回海丰呢？就是因为陈炯明一共打了十几个电报请我们去惠州。此外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我们不但未因海丰农会解散之后而消沉，并且因解散之后而联合了十余县的农民，虽不十分可靠，但声势足以夺人，结合一个惠潮梅农会已经是令人注意不少，而且汕头的报纸时常登农民运动的消息，所以海丰的反动派，觉得我们有了更大的势力，这两个原因就是使海丰的反动派对我们让步的。

　　所以我们一到海丰，就宣传这两件事实，就可自由行动，王作新的通缉等于消灭，王作新闻我们回海丰，竟对人说：“彭湃本人我是十二分拜服的，不过他做事过激，我是他的母舅，本来是很好的亲戚。”

　　钟景棠在海丰闻我们回来，也派了一个他的亲信人彭某到来我们处，说：“钟师长是很拜服你们的人格的，闻你们在汕头成立农会，农会本来是好的，不过一班老头脑不清楚耳。又闻你要去惠州，或者有事相拜托……。”

　　很多人以为钟景棠是要骗我们去入他的监狱，但我就不相信，一直去见钟景棠。

　　钟对我握手谈话，先问汕头的农会如何？你去惠州有何事务？

　　我：“汕头农会有了惠州梅县十多县之组织，发展甚快，将来必可为总座之助。总座屡次来电催我赴惠，本当早日首途，只因各处会务太繁，未得抽身，近接老总来电，说有革命大计磋商，当必是很重大事件，所以不得不赴惠见见总座。”并出电报示之。

　　钟：“我昨日派老彭去你处，他去有否？”

　　我：“有！“

　　钟：“农会本是好的，我是很赞成的，社会主义我也看过，确是很好的，不过要有步骤，如上楼梯，一级一级上是很安全的，不经楼梯，一跳就要到楼上，结果只有失败，故我以为你们做事太热心太急进了，应慢慢地来。至前次解散农会捕农民的事，并不是我主张，不过当时王县长等及全邑绅士来电告急，谓海丰土匪暴动，我是驻防海丰的，负有责任，若不派兵，倘有事变，责任在钟某自己担的，若我当时知道只是农会开会，我定不派兵。以后王作新叫我捉你，我还不主张！”

　　我说：“是的！这难怪你，这不但我很明了，即二十余万农民也会原谅你。不过当时如没有你派兵，王作新是不敢作怪的。不过王异常可恶，他自己不做恶人，要恶人送给你做，用你的刀来杀人，以致个个怒你。王作新对人说，解散农会不是他而是你，你是上了他的当……”我的话未完，钟就说：“王作新很坏，我是不久要换他的，不过他是老先生，一方面找人做县长是极难，故找不到，我的招牌是给王作新涂乌了！”

　　原来钟景棠因与王作新争某一笔款之故，致暗中互相冲突甚厉害，故他也诋毁王。

　　我说：“被押农民到今半年未放，这是易使农民对你不利的，因为个个都受了王作新的骗，一切罪恶都归在你的身上，所以我希望你去解释，把被押农民放出来，我到惠州也可把这件事去报告老总（指陈逆）。”

　　并谈几句闲话乃出。

　　在农民一方面，闻我们回来，欢喜非常，天天到来会面，几有应接不暇之势，我们听他们的报告，得知几件事：

　　（一）在农会被解散后，第二区（梅陇）的农民，暗中仍继续组织，主持者为叶子新同志，并一面向地主辞田，用同盟非耕的方法，而使地主受一大打击，卒至使地主发还往日批田的押金，及减明年的租额。过后地主乃联合第三区地主，组织粮业维持会第三区分会来抵抗农民，然都没有办法，结果地主屈服了，农民得到胜利。

　　（二）第二区及惠阳方面，在农会解散期间，仍有暗中加入农会的人计三百余人。

　　（三）农民要求武装自卫甚迫切。

　　（四）要求即时恢复农会，并恢复农民学校、农民医药房。

　　在这个时候，农民要求恢复农会的空气很浓厚。

　　间有人对农民说：“你们还敢再做农会，人押在狱里尚未放出，仍敢再试！”

　　一班农民答他说是：“生为农会人，死作农会鬼，杀头也是要干的！”

　　我们乃召集各约农会代表会议，到会人数四十余人，由彭湃报告解散农会到今日经过情形，由代表决议从速恢复农会，并准备欢迎同志出狱。

　　彭湃报告的要点，略说：“在狱同志不日当可出狱（众听此说喜形于色），但是同志不日可以出狱，你们相信是谁的力量呢？我们对这问题不可不有一个明确的了解，不然，同志出狱，农会恢复，都没有用处。同志能够不日可以出狱，并不是受陈炯明的帮助，也不是钟景棠、王作新的好心，更不是彭湃等个人的本领，因为如果个人有本领，早早出狱，不待今日了。这完全是农民用本身力量，帮助自己，救出自己。因为农民若不是靠自己力量，而向别方面去求，是求不到的；这次惠潮梅十余县的农会代表，在汕头成立了惠潮梅农会，虽然内面不是十分好，但亦可以吓得人，所以陈炯明、钟景棠、王作新一辈知道农会愈解散，愈发展，愈压迫而愈长大，一方面固然是用温良政策来利用我们，在他方面确是怕我们农民的大联合！所以陈炯明也要来对我们低个头，说句好话！这就是一个最明白的原因。所以我们得到这个经验，农民运动非扩大它，普遍到全广东不可。单单是海丰一个农会，天样好也是无用的，将来更加把它达到全国全世界去！”

　　过了两天，忽然钟景棠着人送一封信来，信面写着：

送呈

彭总会长湃 启

内详

　　一打开是钟景棠一张名片，名片上写着：

　　“王县长已准释放农民，请速觅商，盖章前来保领为要。此致彭会长。”

　　钟景棠这封信称彭湃做农会的总会长，已经承认农会的存在了，同时说准放人，这就是我们所料的不错！即时着人保释，并一面召集附近农民，列队欢迎出狱同志。

　　同志的出狱，更影响于农民恢复农会之决心。

　　这个时候，我们赴惠之行，一天缓了一天，专想去办理会务，准备重振旗鼓，重新奋起。未有到一个星期，惠州来了一个最妙的令人痛快异常的消息，就是：

“炯光司令病故，总座伤心非常，不日回梓，兄（指湃）可免来。”

　　陈炯明最可靠的军队便是其弟陈炯光部，炯光既死，陈更陷于末路。

　　我们乃乘机天天下乡宣传，及整理会务，并组织临时办事处于得趣山房，于是四方八面都活动起来。

　　过了几天，忽然又接到电报，谓陈炯明翌日可抵县城，我们就临时召集办事处职员会议，决议：“农会的恢复应使陈炯明准我们成立，以后比较易于做事，故当他回海丰的时候，我们应去欢迎他，并召集多多人参与，可向他示威。”我们把通告发出了，可是到要去欢迎这一天，到者不过寥寥十数人耳，我们粘了千余枝小旗，却没有人来用，这就是因为农民去欢迎陈炯明是不大高兴的，所以没有人来。此时乃将附近泥水工人（农民之为工者），用农会之命令抽出三十人，每人给一毫钱共凑成五十人左右，乃携大小旗跑到离城二十里之之地方，名叫新寮桥，因陈炯明要从此经过的。这个时候以海丰诺大的农会，仅五十人来欢迎，未免笑话。我们乃在附近唱歌、演说及燃炮，村中农民听见燃炮声及唱歌声，邻近数乡男男女女小孩都来听了，大约五六百人；我们演说了好久，并着其排列于路旁，听众要看陈炯明生来怎么样，也愿暂留一留。少顷，陈炯明来了，看见来欢迎的农民甚众，无限欢喜，脱帽向农民点头，刚刚出狱的同志杨其珊向前述欢迎词说：六百余人是各乡农民的代表，欢迎总座回梓，请许农民立会。陈炯明说：“工商学都有会，农民那可无会。”

　　陈炯明回海丰葬其弟，数日来都是料理丧事。我们是乘这个机会到各乡去活动。

　　这个时候是十二年旧历十二月间（一九二四年初），我们就决定从底下的各乡农会先恢复，等到出年各约农会恢复齐，然后恢复县农会。

　　旧历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正月间，捷胜约（即现之第七区）农民协会，先由李劳工同志同我去恢复。正月初四开恢复大会，到会各乡代表二百余人，参加农民亦有一二千人，并狮子等参加示威巡行。我们宣传的要点：“证明农民耕田亏本，农民因亏本之故迫不得已乃压迫自己的父母妻子，这种不孝及痛苦，我们应该设法来救济。农会就是救穷人的会，谁反对，谁就是罪人。”湃五日由捷胜回来，六日去见陈炯明，陈住在私宅叫做博约山房。我去见他的目的是探探他目前对于农会取甚么态度，我到了博约山房就上二楼，在这个时候，陈炯明坐在左边的窗角，环着坐的人就是陈开庭、王作新、林卓存等二十余人，通通都是反对农会的地主及绅士，正是我们最恨的敌人；当我上楼的时候，陈炯明立起说：“坐坐”，一班绅士看陈炯明起立，也就把身动一动。

　　陈炯明第一句说话：“捷胜农会恢复了吗？听闻又唱戏，何必！”

　　湃：“捷胜农会是恢复了，我也有去参加，唱戏是传闻失实！”

　　王作新：“彭君你是个好人，我很拜服你，但是你做事太过激了，如提倡减租、暴动，是很错！”

　　湃：“我是否好人不成问题，可是我们做事不但觉着无过激，而且觉着太温和了，做事过激的只是你们！何必呢？本年大风大雨，农民损失谁都知道，地主血本在土地，是不会损失的，农民的血本在地面，是被风打去了的，农民既无本钱可收，地主那有利益可求，帮助贫而受损失的农民不纳地主的利息，和帮助毫无损失的地主去勒索受灾的农民，到底谁是过激呢？并且农民还有至多三成交纳规定，所以对地主温和到极点了！你们诬告农民造反，总座也是不信，你们就胆敢不顾民意，把农会解散，又将农民二十余人监禁了半年，这是不是你们过激了尤过激吗！”

　　陈炯明：“是的，老前辈应该教导后辈，即使后辈是错，也不应该用过激手段。”

　　湃仍继续说：“这是不要紧，还有应该为总座告诉的，自农民被捕之后，王作新派队到蓝镜清家勒索二十元，这是马上拿得出证据的。还有其他农民被勒的都列起单子，慢慢可查。又被禁在监里的，被王益三勒去种种入监费也不少，有的确证据。又二十余农民被禁在狱的时候，王益三奉王作新命到被捕者之家族中去恐吓，说要枪毙他们，他们家属天天到王府去哀求，王益三等从中取利，并要农民的猪脚食，如有五六十元的即放他，否则不但不放，并且加以锁链，这是有证据有事实的。又当公平某农民，因还租致与地主冲突，被警察送到区署之后，解过县署，县署罚他罪款数十元，放他回去，行至警署门口，警署又再拘他去罚数十元才肯放人。以上种种的事实，三天还说不完。这是不是你的过激和你的糊涂呢？”

　　陈炯明：“如果有这样，应该查办！这就是等于贿罪！”

　　王作新：“农会私造数千尖刀、铁串，不是造反是做甚么？”

　　湃：“至说我们农会私造尖刀、铁串更不成问题，尖刀、铁串如可以造得反，只可以去欺骗小孩子，农会即有此东西，也只是自卫，并没有去杀人去劫人；如果你说有，就请你拿出证据来！”

　　王作新：“你自己当然说没有。”

　　林卓存（保卫团局长）：“我与你（指湃）是师生之份，我是你的先生，你是我的学生，情分本是很好的，为甚么你在报纸上来骂我呢？”

　　湃：“这是笑话了！违背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就是大逆不道！即父母也不理他三七二十一，何况师生情分！”

　　陈展麟（大绅士，又是个风水先生，陈炯明请他来修理祖地研究龙脉）：“彭先生你是好人，办农会是好的，不过双方不可各走极端，应该和平解决。”

　　湃：“你们天天剥削农民的膏血，把农民迫得要死，现在农民已觉悟起来了，你们再不得去欺负他们，如再欺负他们，只有你们上当！”

　　此外还有不十分重要的辩论，他们觉得理屈词穷，皆一一下楼去了。陈炯明也去了。座中只有我一人和陈炯明两个护弁，那护弁看没有人，就跑前来向我说：“彭先生，你骂真是骂得好！我听了真是火发！这班吃农民的妖怪，非杀他个干净不可！”

　　湃：“你贵姓？是不是农民？”

　　护弁：“我姓陈！我是耕田的，因没有田耕，老总叫我来当兵。”

　　湃：“你愿加入农会否？”

　　护弁：“我愿！我早早想入！不知如何入法？”

　　湃：“好了！你是我们的好兄弟了！请你得空到我处坐。”

　　湃到了农会，就把这事报告了，大家都说这番的胜利就是得到陈炯明两个护弁的表同情！

　　我们着着的筹备，订了旧历二月十三日为举行农会恢复典礼日期。由大会决定每会员捐铜仙六枚为恢复费，农友们十分踊跃，把六仙交到了。这个时候，城市的铜仙，由每毫银换十二仙短至十一仙，就是铜仙已集中到农会来，农会所收到铜仙一箩一箩的装着可以示其多量了。

　　我们并决定于恢复时，演戏三天。

　　二月十二日到了，戏台搭好了，戏班也来了，将要开锣鼓，此时陈炯明叫人来叫我过去。原来是：

　　陈说：“你们何必做戏呢？现在王县长因你们做戏他太无面子，可否请你马上停止？”

　　湃：“做戏是农民代表大会决定的，现在戏请定了，无论如何是不能退辞的。做戏并不是坏事，而民众以为乐的，难道农民终岁勤苦饭已不准他吃得饱，戏也不准他看吗？这种无理的压迫，无论如何要反抗！”

　　陈：“不然，请你搬到乡下去做，好吗？”

　　湃：“谁肯去乡下做？去那个乡下做呢？”

　　无结果的退出了。

　　在农会酝酿恢复的时候，地主与绅士老早去迫陈炯明下令解散，并一方面去包围陈炯明的老母，要求其老母去解散农会。实在他们并不是因为做戏与否而争，是因为农会之恢复与否而争，故当农会酝酿恢复以前，他们已经是宣传农会与共产党及国民党有关系，去报告陈逆。

　　陈炯明对他们说：好，你们去解散它，但第一步不必用武力。次日王作新大贴其县署的布告，大意说：

　　“农会是提倡共妻共产，造谣惑众，前经本县长解散有案，兹复有不法之徒在外招摇，宣传农会，实属不法已极。顷奉总司令面谕克日须将农会解散，如敢故违，定必严加究办，仰各乡农民知照，……切切此令。县长王作新。”

　　我们即时召集各乡农会代表会议，报告这次地主、绅士及陈炯明要解散农会的阴谋。众代表以为：“我们应取消公开的组织而为秘密的，同时彭湃、劳工诸同志亦须即时离开此地，向外发展联络；暗中组织，此间由志云、汉垣、陈修等负责维持。”计议已定，即将农会所有重要文件及会员名册等藏诸他处。

　　海丰方面农民，对于此次陈炯明解散农会，异常愤激，说到陈炯明三字，皆咬牙切齿！

（一）地主压迫农民

　　先是陈炯明未有叫王作新出示解散农会的时候，即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十月间，员箖乡的农民因耕陈姓田主之田，凶年无租可纳，卒被田主派护弁迫勒，妇女及小孩的衣物都被抢去了。所以该乡农民异常愤激，乃召集全乡会员开会，当天设着香案，对天设誓，以后世世代代不耕陈姓之田（此时农会已解散）。农夫农妇四十余家到陈姓田主的府上去辞田，田主一口就答应：“好！你们不耕就算数！请你们还清旧欠！”

　　农民说：“我们年年都还清租额，那里有欠的呢？”

　　田主说：“你说无欠！我的租簿拿出来就有欠！”

　　农民说：“呀！那就不得了！请你马上拿租簿出来看！”

　　田主：“我的租簿都寄搭在外处，等我派人去运回来，才向你算个清清楚楚，你们快些回去！出去！”

　　农民没有办法只得回去了。

　　农民等了半个月田主并无消息，再去召集四十余家的农民再去质问地主。

　　田主：“我的租簿未运回来！”

　　农民：“为什么等了半个月都未运回来呢？”

　　田主：“个个都象你那样闲哩！小小事计较那样多，等我叫人拿回来，回去！回去！”

　　农民：“等到那时候呢！要过年了！”

　　田主：“拿回租簿来就叫你来算！回去！”

　　农民又只得无法再回乡去。

　　等过了一个星期又无消息，乃又召集四十余家的农民，并请了该城里的约正和地保、更练等到地主的家里去。

　　农民对地主说：“如今租簿拿回来吗？”

　　田主：“那样快咩，刚才派人去了！”

　　农民：“我不理怎样多，我们一定是辞田，我们从今日起把田交还你们，请批给别人耕罢了。今日有约正、地保、更练来作证，我们回去了。”

　　田主：“耕不耕不理你！六月十月请你还租！”

　　农民：“不耕你的田还甚么租！”

　　田主拍案大骂：“你这种混帐东西！我没有准你辞田，你当然是要还租。你不还租，就请你看我的手段厉害不厉害！”

　　农民没有法子，再回去。

　　等到陈炯明回海丰，农民协会将近恢复的时候，员箖乡的农民就来报告农会请求设法。这时候农会就代表农民做了一张辞田的理由书，并驳倒田主的无理欺骗农民，呈报第一区警察署，警察使了双方的人去对审。田主无理由可驳，但是警署怕陈姓势力，不敢判决，乃说这不是我警察应办的事，请你们到法庭去吧。

　　农会乃将此事报告陈炯明并派代表去见他。

　　陈炯明说：“你们辞田就辞田，何必弄到这么多人去辞田呢？你既是无理取闹，田主当然要多方为难，此事待我交落保卫团局去办！”

　　农会代表得了这个答覆乃说：“为什么当凶年田主派兵去抢劫农民的东西呢？保卫团局都是一班地主劣绅的大本营，是压迫农民的机关，交把它怎办？不办就算了！”农民代表就去了。

（二）农民仇恨地主

　　当粮业维持会及王作新武力解散了农会之后，农民对于地主阶级仇视甚深。正当陈炯明被广东政府进迫到淡水、赤石的时候，海丰一班地主绅士就把家财器皿搬迁到乡下避难，农民不但拒绝他，且有在半途中把地主的东西散了或是打倒的。所以地主绅士乃集合搬到一个最反动的乡村，即是地主最多的大乡村叫做鹿境乡，有四五千人，分蔡吕两姓，一向都是反对农会的，不加入农会，农会也不准他们加入。

（三）地主压迫农民

　　海丰第二区有一个地方叫做高沙约，全约有百数个乡村，共有万余人。这个地方——全约的土地通通是鹿境蔡姓的大地主所有，不但农民耕田要纳租，即住屋还是要纳租，农民对地主象奴隶一般，地主在该约建立一个租馆，每年却派有壮丁数十人。中有一个是房长，住在租馆里面，向农民催收租谷，租馆里并设有长梯、麻绳、锁链、藤条、木板等的刑具，是不啻为满清一个政府，农民如有还租过迟或不清者，或旧欠拖延者，即把农民捕到，禁在租馆里，甚者吊起来——叫做“猴子吊”。等到被吊农民的父兄妻子把牛或儿子卖了、老婆嫁了，用钱来赎，才放下来。或者比较轻的就禁在房里，用藤条或木板一五一十来抽打，等他有钱来赎，始放他。再轻一点的就拉农民的猪牛来抵租，或搬去农民的家具或农具如锄头、犁、水车等抵押。其最轻者即是等农民于下午赴市回来，手中买有多少鱼菜，田主即伏于路边抢之以抵租者。故该约一般农民都不敢从地主租馆附近经过，及海丰总农会成立的时候，该地农民团结比别处更为坚固，时时有袭击租馆的声气。地主纷纷逃回，以后就不敢再到租馆了。

（四）会员证之滥用

　　当农民协会未被解散以前，农民团结的势力使一般平时以压迫农民为事者都怕起来了，以故有甚么事如打官司，被派军饷，被拉夫，在街上同人口角，农民就把农会会员证出示于人，表示我是农会会员。在法庭内法官怕了农会，看见农民把农会会员证挟在呈词内，有时法官就果然不敢乱断是非压迫农民，在派军饷有时也可发生效力，还有陈炯明的兵士也怕农会，兵士有的不知农会会员证是甚么东西，他看农会会员态度比常人较强硬，而且有一张盖红印的东西，恐怕是拉了他后来有事！就放他去了。有的兵士不管你三七二十一的就拉去打他的。

（五）土地价值低落

　　海丰自有了农会之后，农民权力遂渐渐大起来，地主就骇怕得很，有的把田土拍卖后拿本钱去做生意的，有的有钱却不敢买土地，所以土地的价值一天低落一天，有的地主情愿廉价卖给佃户的，所以有土地的农民增加了不少。

（六）地主不肯借钱予农民

　　农民阶级已于地主阶级不断的斗争，地主阶级不肯将钱借与农民，每当青黄不接，或下种无钱的时候，去与地主借钱，地主皆闭门谢客。这因为一、是恨农民，二、是借后恐怕无效。农民在这个时候，只有忍痛等待后日多量的减租运动之一个希望。农会并宣传俟减租得到效果，就可以办农民借贷机关以安慰他们。

*本文是彭湃于1924年至1925年间陆续写成的。最早以《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为题，刊登于1926年《中国农民》第1、3、4、5期。1926年9月，本文编进《农民运动丛刊》第19种，初次印出单行本。1926年10月，广东省农民协会将本书更名为《海丰农民运动》，作为“广东省农民协会丛书之一种”出版，周恩来同志为本书题了书名，由陈延年同志亲自校订，定位学习农民运动经验的重要课本。1927年1月，湖南省党部农民部翻印了本书。1927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武汉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又翻印了本书作为该所教材。

[1] 地主向农民收租，自制一租斗盖，系极坚重的木，长约一尺七寸，大约一寸半径。如农民的谷不好或短交，地主用斗盖打他，轻者出血，重者可以毙命。

[2] 农民又不如绅士之意，随便可用扇头敲他。

[3] 本文的各个版本，这里都作1921年，这是最早版本的印刷错误所造成。从《彭湃文集》的一些“通信”以及所附“年表”中，都充分说明彭湃同志是1921年5月才从日本归国，1921年10月至1922年5月任海丰教育局长（原称劝学所长）。

[4] 此处的5月某日，应指5月某日，即彭湃等出版完6期《赤心周刊》以后。

[5] 这里是指成立“六人农会”，按彭湃1923年2月9日给李春涛的信所说，是1922年7月29日成立，加入者七人。

[6] 此处数字与农会统计数字不一致。后者统计共2760户，共16950人。摘自《彭湃给李春涛》，《彭湃文集》23—24页，人民出版社。

[7] 这里的统计数字不确切，但本文的各个版本均如此，“百分之三十”应为“百分之二十”。

[8] 本文在《中国农民》发表时，潮安作汕头。

[9] 这里的四人和下文的五人、三人有矛盾，但本文的各个版本均如此。

[10] 各版本人名“陈修志云”不一致，有作“陈修、志云”，又有作“陈修志云”，不知是否为一人或两人。(校对者注)